上海的冬天，因阴寒砭骨的体感让北方的朋友无所适从，但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与二公子戴红傑、三公子戴红倩在淮海中路的沪港三联书店签售新作时，专程从北方赶来的粉丝却不少。作为这条商业街上唯一一家书店，火爆的场面让橱窗外的行人十分好奇，误以为是哪个世界名牌在举办新品首发式，其实这么说也没错，戴敦邦不就是名扬四海的中国名牌吗？

排了一个小时队，我才请戴先生在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红楼续梦敦邦新绘墨稿》上签了名，但有一本我期待已久的“敦煌写本”没到位，留下一个遗憾。

没过多久，戴先生与师母沈嘉华女士“风雨共舟”整整六十五年，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里摆了几桌喜宴，许多亲朋好友和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贺喜。戴先生特地在走廊里等我，送给我一本《丝路朝圣——戴敦邦西行艺途行脚写生集》，悄悄说：“我也没拿到几本，不要响啊！”哈哈，沉甸甸的一巨册捧在胸前，赛过一大杯飞天茅台下肚，心跳加速，面孔通红，腾云驾雾，语无伦次了！

尽管春节前一直忙着作讲座，睡前餐后我总要翻看几页“丝路朝圣”，真称得上满目琳琅，美不胜收。虽然这本画册是写生集，却了却了戴先生长久以来的一桩心愿。对研究戴敦邦绘画艺术的人来说，它的价值也毋庸赘言，堪为走进戴先生艺术世界的“入门券”。

戴先生多次和我提起当年悉心临摹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的经历，使他终身受益，其实醍醐灌顶般的启发源自他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上世纪七十年代，动乱甫止，戴先生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编绘传统历史人物资料，这种印制简陋、印数寥寥的小册子，意外地被刚从干校调回中国美协主持工作的蔡若虹先生看到，惊喜之余，蔡先生通过上海美协要来戴先生的地址，写信请他寄一套资料到北京。尚在坐冷板凳的戴先生由此与新中国美术奠基人、著名美术家结缘，飞鸿北来，蔡先生的亲切关怀如同烈火，唤醒了戴先生的创作热情。

戴先生回忆道：“以后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主要谈创作。蔡老有时也给我出些创作上的思考题，一次我在信中流露出想去敦煌‘取经’的念头。很快，蔡老来信要我写个报告。这样就有了1979年7月底的西北之行。”

于是，一支“小分队”向着大西北进发了。带队的团长是北京的邵宇，副团长是上海的贺友直，团员有辽宁的王弘力，天津的张倬，北京的孟庆江、吴棣，上海的戴敦邦、华三川以及中国美协的秘书和摄影师等。

在这支朝圣的队伍中，戴先生是最“贪婪”的，也是最勤奋的。他们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南、甘肃、陕西、山西，参观走访了郑州博物馆、嵩阳书院、中岳庙、奉先寺、莫高窟、麦积山、秦始皇陵、乾陵、永乐宫、云冈石窟等。最重要的一站当然是敦煌的莫高窟，戴先生每天都钻进洞窟里画速写、作记录，晚上几个人还挤在一个灯头下整理素材，一直忙到深夜才入睡。在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这群人像强盗闯入了宝库，什么都想要，清晨的霞光刚刚照在莫高窟顶上，我们就怀着虔诚的心情开始对艺术珍品进行‘面壁’。洞窟内散发着一种陈腐的异味，我们作为朝圣者就觉得这是历史和艺术的芳香，会觉得自己在同历史对话。我的心在颤抖，完全被征服了”……

一天早晨，同行的画家还没起床，莫高窟刚披上一抹橘红色的朝霞，戴先生就去食堂拿了个馒头，背着画具独自到元代密宗洞465窟写生。在路上，他发现两个洞窟之间有条十分隐秘的缝隙，进一步细察，地面以上十余丈处有个小门，不大像洞门，更像是后来者挖开窟壁后形成的仅供一人通过的出入口。在其不远处，有一架废旧的木扶梯，实际上是一具极简陋的担架，将担架架在两个洞窟之间，从上面匍匐前行，就能钻进洞窟了。戴先生不禁感叹：“当年不知是谁，凭着年轻气盛，还是为了实现某个信念，甘愿去冒这番风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尽管每天在洞窟里画十几小时，累得头昏眼花，但戴先生乐此不疲，有时连午饭也不愿意回食堂吃，就从怀里掏出干硬的馕啃几口对付一下。同行者累得起不了床，他照样精神抖擞地出发，与飞天美女“约会”。时日一长，速写本里的画稿越来越多，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丰富的储存和感悟。他将速写本视作生命，每晚入睡前将它们放在枕头下，次日起床后就藏在被窝里，唯恐它们遭受风寒或“自行走丢”。

戴先生已经与洞窟中的人像和场景物我两忘，枕着速写本入睡后，常在若醒若梦时听到洞窟那边传来嘤嘤的女子哭泣声，有时还能听到宫女行走或舞蹈时发出的环佩叮当声，以及从遥远地方飘来的陌生乐器无休止的弹拨声。

还有一则笔记也十分有趣。某日，戴先生与两位同伴去写生，直到正午仍蹲坐在洞窟里不肯停笔。突然，一位外国游客走过来，他穿了一件样式、色彩都很奇特的袍子，就像舞台上跳藏族舞的康巴汉子。戴先生很吃惊，随口吐出一句“上海闲话”：“迪格外国瘪三吃饱饭了，跑来做啥？”外国游客通过翻译告诉戴先生：我是法国人，今天上午才从西藏到敦煌，西藏和敦煌有数不清的文化瑰宝，让我赞叹，让我迷恋。戴先生马上引这位游客为知音，站起来与他握手，并且目送他继续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欣赏壁画。戴先生说：“敦煌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愿这位老外听不懂我的上海闲话，这是我在神圣敦煌、神圣宝地莫高窟留下的糗话，羞煞人啦。”

此次西北之行，戴先生临摹了三大本画稿，内容涉及建筑、佛像、人物、器物、动物等，共计二百三十多幅，其中在敦煌莫高窟的写生近七十幅，有速写稿也有彩稿，每一幅都准确、流畅、生动、传神。他有幸赴敦煌写生，敦煌也有幸在他的画稿中大放异彩。

披着历史的风尘返回上海后，戴先生顿悟了：“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艺术史，都是由艺人与艺术家两部分人通力合作创造的。艺人是无名英雄，其作品毫不逊色地被传诵千秋。我看到敦煌一些洞窟还残存着当年画工们遗下的草履和一碟碟鲜红的朱砂，但他们的躯体早已融化于敦煌艺术之中了。他们的名字叫‘民间艺人’。”也就是那时，戴先生请人刻了一方闲章“民间艺人”，一直用到现在。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上，都能看见这方闲章，这是向敦煌的无名画工致敬，更是真诚的自况。

西北之行，使戴先生获得了心灵上的洗礼，他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下定决心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作道路。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三大本画稿对戴先生后来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其重要的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