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在沈阳师院读书，常能听到外校来的专家的演讲，与孙玉石先生相识，就在那个时候。

大约1984年前后，孙先生来做讲座，谈的是现代诗歌的话题。之所以请他来，有三重原因，一是他的父亲曾在沈阳师院工作，亲切感自不用说；二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徐祖勋先生，是我们中文系任古代文学的教员，也有叙旧的因素；三呢，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魏俊助老师，曾在北大随他访学多时，彼此熟悉得很。

孙先生个子不高，红红的面庞和那双亮亮的眼睛，显得持重、内敛，而言谈中的逻辑感和力量感，能看出他是外柔内刚的人。那时候他刚从日本归来不久，演讲中自然带出诸多新鲜的信息，在相对封闭的小学校，忽听到异样的知识表达，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些新奇之感。

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导师突然病故，自己便想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魏俊助老师让我找孙玉石帮忙，于是有了直接的接触。这是我第一次到北大，记得是深秋的夜晚，在燕园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他家。印象中他的书房古朴，藏书数量可观，散出很浓的文气。孙先生对我很热情，问起了沈阳熟人的情况，还帮助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虽然事情最终没有办成，但我的感激之情，多年间一直深记于心。

我到京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最初在鲁迅博物馆编刊物，偶能在西小院的编辑部遇到他。那时候王世家暂住在小院子里，他其实在以一人之力编辑《鲁迅研究动态》，我与高远东只是看一点稿子，并不做具体工作。王世家先生的朋友圈多为奇人，有哈尔滨的王观泉，天津的李福田、张铁荣、王国绶，北京的张恩和、王骏骥、朱成甲、孙玉石、张杰等。这些朋友在西小院聚会是常有的事，他们谈天说地，无所顾忌，有时候滑稽得很。孙玉石很少插话，只是微笑着听着。我那时候便觉得，他与朋友相处，是淹没于别人的影子里的，和他谈学问的样子，有很大的反差。

那些北大之外的朋友，风格上与燕园的人迥异，有的带有一点侠气，甚至江湖之调。他能欣赏众人，也说明保持了辽南人的风趣。孙玉石是满族人，籍贯海城，与我的老家复州很近。辽南的满族人有读书的传统，出了不少人物。看简历知道，他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随王瑶读研究生。王先生身上有点六朝的影子，这些与辽南人的狂狷气，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孙玉石的那股温和之气背后的拗劲，王瑶或许欣赏也说不定吧。

据说孙玉石年轻的时候也写诗，可惜我没有读过，不知道如何。但他的新诗研究，是颇影响过学界的。我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认识，源于他那本《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这本厚重的书，成了我认识新诗的难得参照读本。孙玉石研究前人的作品，本着客观的态度，对于诗歌的隐含和审美走向做的是细致入微的分析，论述中有递进的关系。他深入内心，又环顾中外，细解与对照中，并不被作者的思想所左右。比如谈初期象征派的诗歌，批评的地方不少，有的部分甚至是一针见血。研究诗歌又那么冷静，在我接触的有限学者中，是少见的。

孙玉石在鲁迅研究方面，成绩不俗。他关于《野草》的论述，在八十年代初颇有些影响力，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就是他注释的。许多难注的冷知识，是他一点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发现了鲁迅一些佚文，也矫正了一些流行看法。他身上是有一种怀疑意识的，这大概与北大的学风有关。他回忆说，他的老师川岛是敢于说出真话的人，川岛曾和他说，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有记忆不准的地方，名人也不都是一贯正确。这使他对于权威文本，保持了一种冷观的态度。在他眼里，经典作家研究，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忙于做结论，或海阔天空议论一番，大约会偏离文本的真意。不仅仅鲁迅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亦当这样。有一次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过一篇谈论孙犁的文章，他就敏锐地看到不妥的地方，还写了纠正的短文。这一点，他与林辰、朱正很像，是史料的侦探者，在我们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到了问题。

学界有人认为孙玉石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对的。不过，因为带着旧岁的痕迹，对于文学的判断，与青年一代有一些差别。2008年我主持的“苦雨斋书系”出版，开发布会时，我把他与几位前辈请来。大家都说了些好话，他却泼了冷水，指出我对于京派过于偏爱，忽略了左翼的价值。那一天他有一点激动，对于我没有留一点面子。后来想想，他所以如此，源自一个古老的观念，对于作家的认识，离不开时代语境，孙先生的态度，也恰如他自己强调的历史主义精神，在言谈举止中，看得出老一代学者的规矩。他其实也有自我批评意识，不止一个人谈到，他对于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观，是有过无情的解剖的。

孙玉石治学，受到王瑶、游国恩、萧涤非、王季思、季镇淮等人影响不小。他研究现代主义，气质上却有点古典式的凝重。我在周楠本回忆文章中看到孙先生的旧体诗，颇为老到。他的那本《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以古代诗学为参照的。这种方式，与一般的同行不同，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对于自己要求过严，洪子诚说他有一种“臻于至善”的追求，是确实的。但我觉得，这也阻碍了他性情的自如发挥，青年人喜欢质感的文字，对于以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新诗，不无隔膜。所以在诗坛，他的名气不如同代一些学者大，可能是传统治学的模式阻碍了一些文字的传播。他自嘲所写的是“可怜的文字”，但知音还是渐渐多了起来的。许多年后，他的《新诗十讲》获得中国好书奖，连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

几十年间，多次与孙先生乘车外出，记得曾同赴鼓浪屿，共去郊区，一路上听他聊天，所获是多的。2007年，我与朋友邀请他去江西进贤参加“鲁迅与书法”的研讨会，先生显得异常高兴。他与朱正、张恩和在一起，话也多了起来。同行的人中，刘涛、扬之水、张恩和都懂书法，字写得很好。孙先生的字也是好的，但似乎有点矜持，在笔墨面前有些迟疑，并不兴奋。其实他是通碑帖之趣的，书法家卫俊秀多年前曾称赞他的字有点黄庭坚的味道，说明功底不俗。孙玉石觉得，字好的人，要有诗文的功夫，精神境界对于书法是重要的。有一次高远东问他，周作人的字好还是鲁迅的字好？他回答道：

周作人是写字，很有性情，鲁迅是写书法，性情之外更富功力。……鲁迅的字，结构更严谨一些，他的放收，粗细，有独特体韵，给人另一种美，有种浑厚恬然，不是闻鸡起舞的那种感觉，如郭老说的，“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可反复赏阅。

这是懂得笔墨之趣的人的感叹。他去世后，我在书架上找来他赠给我的多本书，一时感慨万端。他的题字苍劲有力，章法带着神气，往往是一气呵成，仿佛荡出风来，散着缕缕热气。孙先生虽然是新文学研究的专家，其实有一点旧文人的遗风的，这么多年，风云聚散，代际更迭，他保持了变中的不变。回忆这些往事，有的清晰，有的朦胧，且不能一一看明，渐渐散入云烟之中。这时候便想，我真的了解他么？在古风渐稀的时候，要读懂他那代人的文字，也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