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岳，又名野鹰，本名胡永科，藏族，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自然书写者，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已出版文学作品《谁为人类忏悔》《黑色圆舞曲》《生灵密码》《坐在菩提树下听雨》《巴颜喀拉的众生》《草与沙》《冻土笔记》《源启中国》等十余部，有作品译成英文出版。曾获第五届地球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青海省文学艺术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等。

我必须满怀敬畏地写下每一个字,

因为将要出场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先人。

——题记

癸卯年冬月二十一日，夏里胡拉部族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名叫冷青的藏族老人死于一场肆虐全球的瘟疫。一名耄耋老人的离世本该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已经活过了90岁，是高寿，甚至已经创下整个家族男性寿命最长的纪录，即使没有这场瘟疫，他的离开也是这一年半载的事。以他自己的说法，他早就到死的时候了。

但是，对族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位老人，甚至不仅是一位长辈，而是整整一代人最后的一个存在。他死了之后，整个家族就少了一代人。

他在世，家族尚有六代人在世——我往上三代，往下，加我这一辈，也三代。他离世，家族就剩五代人在世了。而且，从在世族人的年龄结构看，一二十年之内，在世辈数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丝毫看不到重现昔日六代同世的可能。

从七八十年前，他的同辈人就开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第一个人离开时，他还是个孩子。等到他自己离开时，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已经走远了不说，他小一辈的人乃至孙子辈的人也都走了不少。除了他这一门，族内其他支系，比他小一辈——我要叫爷爷奶奶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很多时候，一闭上眼睛，他就能想起他们的模样，那可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啊，他们还在眼前，还在身边，好像从未走远。可是，一睁眼，都不见了——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最后的几年，即使睁着眼睛，他也能看见早已离开的那些人，不止家族里的人，许多不相干的旁姓人也会不请自来，轮番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出现的次数多了，他就恍惚，好像那些人还在世上。继而又会有新的恍惚，怀疑自己是不是早就死了，要不怎么会看到那么多已经死了好多年的人。

陷于这样的恍惚时，他能听得见时间的声音。明明才过了一小会儿，可给他的感觉是无比漫长，没有尽头，像睡梦中一样，有无边的黑暗。其实，他并没有睡着，他很清醒，只是恍惚而已。这时，他希望有个人叫他一声，声音越大越好，把他从那恍惚中叫回来。最好是身边的小孙子，他要不在，其他几个孙子也行。要是孙子都不在跟前，长命得也行。就像以前他看护寺滩的林子时，饭熟了，他们喊他回家吃饭那样。

“爹爹，回家吃饭来啊。”这样的一声呼唤，他离得再远也能听得见。

可是，他已经很多年没听见这样的呼唤了。他早已不当村上的支部书记了，也早已不当护林员了。他之后，他二儿子长命得先后做了村支部书记和护林员——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的，可你能说跟他没关系吗？

“哎……不想这些了……想这些有啥用？”他叹了一口气，声音很大。他在恍惚中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把自己吓醒了。

最后几年——不对，应该有十好几年了吧，只要见个人，说起话来，他总会说：“哎，早就到死的时候了，就是死不了。”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进门坐下，问他：“太爷，你都好着吧？”

“哎，好啥哩，连着的一口气还没断……”

“看上去好得很，多了几根白头发，再没变。”接过话，我赶紧安慰道。

“早就到死的时候了，就是死不了。”他又重复了一遍常挂在嘴边的话。

“这个你说了不算。不到时候，你想死也死不了。”这句话把他逗乐了。

这话恰好被刚刚进屋来的他儿子长命得听到，他一边站在琴桌前擦碗倒茶，一边歪过头来瞪了他老父亲一眼：“这老不死的……”

长命得是冷青太爷的二儿子，跟我同岁，都属虎，我却得叫他爹爹——我们族人管爷爷叫爹爹（发平声）。我没想到，长命得会当着他老父亲面说“这老不死的”。我这个太爷一生耿直，脾气火爆。以为，这下麻烦大了，赶紧回过头来，望着对面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并未看到想象中的一幕。

我所看到的是，一位安详的老人，脸上是平静和蔼的笑容。我以为，他耳背，听不见。可刚才跟他说话时，感觉他听力没啥问题啊。

长命得爹爹给我们倒上茶，也倒好了酒。他再次出去后，他阿嘉（我们对父亲的称呼）我太爷盯着酒杯，两眼顿时大放光芒。便有意识压低声音问：“喝一杯，啊？”他听见了：“就一杯，多不敢喝。”说明他耳朵没问题。他儿子再次进屋之前，他已两三杯下肚。

长命得再次进得屋来，吐出“老不死的……”这几个字时，他父亲冷青刚把酒杯放进桌上的瓷盘里，清脆的声响还没散尽。像是要掩藏那一声脆响，他环顾左右，笑笑，看着我，大声问道：“你是谁啊？”问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都跟着哈哈大笑。

坐下说了半天话，不成想他还没认出我来，便小心报上自己名字。听得名字，他哈哈大笑：“啊？你是尚威啊，都认不出来了……”停了一下，又接着问：“长德好着啥？”他这一问把我吓一跳，长德是我父亲的名字，尽管辈分比他差了两辈，也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却能当着我的面直呼父亲的名字，感觉我日渐老去的父亲在他眼里依然是个毛头孩子。

那时，父亲还在。接过话，我赶紧回道：“阿嘉好着，他让我来看你的。”

从太爷家出来，我对福来说：“太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耳聪目明，却装聋作哑。儿子出言不逊，甚至恶语伤人，他却装作没听见，以此求得安宁。换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啊。”

此后，只要跟人说到冷青太爷，我都会把这几句话重复一遍。他要是不装作没听见，又怎样呢？自然会生气。那样，说不定你还会听到更难听的话，你会生更大的气，直到把自己气死。他可好，你说什么，他都“没”听见，也一直笑脸相迎。这等修炼，非凡人所能为。

冷青太爷比我父亲大7岁，比我父亲又多活了7岁，却是我父亲的堂爷爷，我的曾祖父，我们管曾祖父叫太爷、管曾祖母叫阿太。我父亲的亲爷爷是冷青的堂兄阿吾，我父亲的父亲我的亲爷爷比冷青还小一辈。回想起来，我爷爷离开人世整整40年了，他这个叫冷青的堂叔还活着。

每次想起这些，都觉得人类是一个无比神奇的物种。

没有任何记载，一二百年下来，一代代人的关系也一点都不会乱。要是像汉族一样有个家谱什么的，即使过了一两千年也不会乱。有一年遇见一孔姓山东人，说他是孔子第一百零几代孙。

我去看冷青太爷时，他已经半瘫在床，不能出门了。

夏天，阳光好的时候，偶尔也会在儿孙的帮助下，挪到屋檐下晒晒太阳——冬天，怕冻着，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后来，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得在床上躺着。这一躺就是小二十年。

这期间，有好几次还跟福来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冷青太爷。又一次次找理由不曾去看望。他去世前一两年，有几次，都约好日子了，也因为其他事，没有成行。

最后一次说要去看他，是在族内他一个堂侄儿、我一个爷爷的葬礼上。

他堂侄儿叫才藏，比他小一岁，除了叔侄关系，还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两家距离不近，但因为这层关系，平日里交往甚密。不知道他们是叔侄关系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弟或好朋友。

从我家到曲尔诺的冷青太爷家，约有三公里路程，因为中间要翻一道小山梁，走路需要半小时左右。我家在村庄的中间，出门走到上巷头，一路往南，快出村庄时，有一条小山沟，曰：贡巴拉沟，前三个字是藏语，意思是：去寺院的路。四个字连起来，就是去寺院的路上要经过的山沟。才藏爹爹家就在这条沟的北面。

曲尔诺庄里不仅有家族约三分之一的族人，那里还是我母亲的娘家。我要看姥姥姥爷、舅舅和姨，去大河滩的水磨上磨面，去家族内太爷、爷爷家，去更南面那条山沟的寺院，都得走这条路。这条山道，是我生命中第一条伸向远方的路。

沿这条路一直往南，就能走到黄河。

再往南，还有大夏河、洮河。

从我家到才藏爹爹家，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才藏爹爹的堂弟塔穆爹爹在的时候，他弟兄俩每天都在村里由北向南那条我们叫上巷头的村道上来来回回地走好几趟。我每次回老家，几乎每天都能遇见一两次，有时也会跟他俩一起走走的。俩人手里还拿一小马扎，走累了就在村头找个有人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说笑。不想坐了，再接着走。

爷孙之间无话不谈，也可以开些玩笑。每次随他俩走在村道上时，不变的一个话题是说家族内的一些人和事——大多说的是以前的人和事，偶尔就会说到冷青太爷。因为才藏与冷青叔侄俩走得近，这样的话题也总是由才藏提起，说到有趣的事，塔穆爹爹只是呵呵—呵呵地笑，我也跟着笑。

一次，他这样开头：“嗯，现在这庄子里，宝山阿吾下来，就数我大了。”宝山是庄子上一位苏姓的老人，比才藏爹爹大两岁，比才藏走得早，也活了90岁。

我就附和道：“看爹爹俩的身体，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那时他们都已八十好几了，两个人都还硬朗着。

塔穆爹爹哈哈笑了一声：“呱呱，再别活那么长了吧，今日明早走，都嫌迟哩。”

我就说：“现在你俩就是我们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才藏爹爹抢过话头说：“嗯，还有冷青爸（叔）哩，他比我还大一岁。”说着，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已经十几年了……”意犹未尽的样子。

“人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只要一口气还在，就会胡思乱想……”他又意味深长地补了这么一句。

没等他说完，我就问：“阿么了？”

“前天，我去看他。坐下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没大没小地胡说八道，啊啦啦，净说些男人和女人的事，丢人。我本来要陪他坐一会儿，看他说个没完，骂给了几句，回来了。”听得此言，我和塔穆爹爹都呵呵、呵呵地笑……

塔穆爹爹在四年前走了以后，偶尔还能看见才藏爹爹走在这条路上，但出来的次数明显少了，眼睛也突然不太好了。看着，也不像有啥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再熟的人，走到跟前都认不出来。塔穆爹爹比才藏爹爹小两三岁，却走在他前头了。

两个经常一起走路的人，一个走了，另一个就会孤单。

塔穆走后不到两年，才藏也走了。塔穆爹爹的葬礼，我没赶上，但我赶上了才藏爹爹的葬礼。他走前那个春节，我还去他家看过他，他去县城儿子家过年了，没见上。再次回去时，他已经不在了。

时至5月，春暖花开，才藏走了——他这一辈在世的人也没剩几个了。

才藏爹爹的葬礼刚过，青海又有疫情，西宁和海东的风险最高，民和到西宁的公路恐怕要封控。我就急忙回西宁了。之后，就堵在西宁，哪儿也去不了。

一个夏天过去了。

一个秋天也过去了。

已经到冬天了……

我还是出不了西宁。一直到11月下旬，能动弹了，身体又出了点状况……

随后，我就听到了冷青太爷去世的消息。

福来在电话里说：“冷青太爷完哈了，阿吾，你来哈里不啊？”这是我老家甘沟的方言。福来是我堂弟，也是亲表弟，这样的关系世间稀有，自然就亲近。

那几天寒冷，到处都是“阳”人，疫情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对福来说：“我现在的状况不方便回去，你去了，把我的（心意）也代上个。”

我没能参加冷青太爷的葬礼，他是我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太爷，从此世上我再无可以叫太爷的长辈。我就想彼时彼刻或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会发生的事。对那些事，我大致上是清楚的。

在确定他已经没有了气息之后，第一时间，定会有人给族内几个不在一地的人打电话，告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接下来，因为这几个电话，族人所到之处都会得到这个消息……

奔丧的脚步随之而来。最先到跟前的族人先要给他擦洗身子，趁他骨骼还没有绷紧僵硬之前，给他穿上不带任何金属塑料饰物的新衣服，以免火化时会粘连到骨肉上，烧不干净。还要用事先备好的干净布块包裹头颈部，遮挡住眼睛。之后，还得尽快给他收骨，让他恢复到婴儿出生前在娘胎里跪坐着的样子，用一根提前准备的新布带缠绕腿脚和胳膊，固定住那个样子。

然后，把他抬起来，小心装入已在灵堂安放的一个我们叫“匝”（读zuai音，应该是一个译音）的小塔状的木头盒子里。那木盒的大小正好可以让一个人正正地跪坐在里面。再行查验，直到一切皆如最初的样子，坐稳当了，最后再把留下的那面像门样的口子用木板和木楔封好。如果“匝”还没有做好，也可用一个桌子或临时搭个小台子供放。这个“匝”不同于棺材，棺材是要埋葬的，“匝”却是要烧掉的。

这座小木塔好像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又或者是他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渡船。一切安置妥帖之后，超度和祭拜送行仪式才会真正开始。亡者咽气的那一刻无论是白天黑夜，都要占一天的时间。按当地风俗，一般要祭拜三天。

葬礼上，所有的重活、苦活、累活都不用亡人家人和族内近亲参与。

垒塔的土匠、挖墓坑的、锯木头准备燃料的，每一个工种、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安排妥当，就等这一天来临。一听到有人亡故的消息，族人不用去招呼，不用催促，所有人都清楚这次该轮到谁干什么活了，他们会自动就位，干好分内的事。

这是上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对谁家都一样，不会厚此薄彼，更不会搬弄是非。亡者为大，即使亡者曾与庄村哪家结下仇怨，哪怕是死仇，也要让仇恨随亡者一同消散，也要前去叩拜祭祀亡者。

上百年轮下来，户数人数增加了很多倍，但办事的秩序一点儿都没有乱。家族内的人所要做的就是，让一个德高望重之人，使唤近亲之外的族人照顾好那些白天黑夜忙乎的庄村故人，保证随时都能喝上热茶、吃上热饭菜——要是冬天，酒也得是热的——又不能太烫。这些都是讲究，不能出纰漏。

此时，亡者的灵魂可能尚未走远——说不定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如是，冷青就会看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几天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但那些为他忙碌的人已经看不到他的存在。

在他们，他已经不复存在。

以老人们的说法，这时冷青却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就会看到，长长、长命存和长命得弟兄仨穿了一件厚棉衣，腰里缠着一片白布，光着头，一边一个跪在屋门前的台阶下，他俩前面的一个火盆里已经生着火。他俩刚把一叠黄纸放入火盆，又来了好几个人，也穿了厚衣服跪在那里烧纸。他认出来了，有四辈喜、四辈长俩侄子——为什么不见四辈存呢？想起来了，他已经早走了两年，离开时刚跨上80岁的坎儿。

家族内，他们儿子辈的人名里，很多都带有“长命”什么什么，或“四辈”什么什么的。“长命”俩字好理解，“四辈”俩字指的是，夏里胡拉族人迁徙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到他们这一辈已经是第四辈了。

几天前，第三代，还剩一位。

随着冷青的离世，前三代都没有了。

距离他咽气可能过了两个小时，出嫁的姑娘们也都一个个陆续回来了。

她们还没进家门，大老远，冷青就听见她们的哭声了。她们中的不少人也已是老人了，要是能按他的意愿，他根本不想让她们来。可是没办法，照老规矩，只要还活着，她们就得来。来就来吧，哭嚎个啥呀。他最烦这个了，活着的时候烦，现在死了，好像更烦了。

以前老人们说，亡人面前不能动哭声，说亡人听见，走不了。他活着的时候还不太明白，现在死了，他明白了。有好几次，他刚要起身，还没离开，一片哭声响起，都哭着喊着对他的各种称呼，他就不由自主地去应答，总也抽不开身。

族内所有人家都有人在第一时间到他灵前磕了头。

之后，全村庄同姓和旁姓的人家都有人来磕头烧纸。

他记得，他的老人们说，以前，夏里胡拉族人不烧冥币或纸钱，这都是跟汉族学的——一群藏族正在或已经变成一群汉族了，除了一些习俗，你已经看不出这满院子忙碌和转悠的男女是藏族还是汉族。

对此，他既不欢喜，也不难过。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谁也挡不住的。让他恶心的是现在烧的这些纸货不是纸，而是塑料，一烧着，奇臭难闻。

好像是从十九日，天就突然冷了，很多年都没那么冷过。亲友中有人还说，冷青太爷可能不是死于“新冠”，而是给冻死的。说他住的水泥楼房比以前土木结构的房子冷多了，他又动不了，哪儿受得了那个冷啊。

冷归冷，照族内规矩，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白天黑夜族人还得为亡人守灵。

据福来事后的讲述，二十一那天夜里奇冷无比，到后半夜，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咳嗽、打喷嚏。都说冻感冒了。福来也冻感冒了，第二天差点起不来了。但谁都不可能因为自己感冒了，就不来送葬。

如此这般，一送完葬，族人躺倒了一大片，很多人都去医院打点滴。这时，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家都“阳”了。也才想起，冷青老汉肯定也是死于“新冠”疫情。

大家不明白的是，他半瘫在床，不能行走已经十几年了，出不了门，在他之前，也没有家人有染上新冠病毒的征兆，他是怎么得上“新冠”的呢？难道那病毒绕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又穿过一条很深的巷道，绕过所有人，甚至也绕过了所有家人，径直来到他床前，进到他身体里的吗？

倒是他去世了之后，一夜之间，全家族几乎所有男女老少都被那病毒挨个过了一遍。冷青这一门十余户人家几乎无一幸免，第二天一早都开始咳嗽。其余数十户族人每户也有一二人发烧咳嗽。随后几天，除了个别，整个族群全都“阳”了一遍，这个别之中竟有我姨，福来的母亲，她无恙。

第二天，祭拜继续。

第二天下午，远路上的几个族人才陆续赶到。最后赶到的是一个年轻人，是个外孙子，在外地上大学。冷青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不用想起来了，以后他用不着了——再也不用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了。明天以后，我跟这些人再没任何关系。最好他们也不要记住我，也不要想起我，让我在远去的路上，少些牵挂和累赘。

冷青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第三天，是出殡火化的日子。

要按节令看个方位，在村外田野找个空地方，用土垀提—— 一种用模子倒的像红砖样的生土块——垒一座两层小塔，上面先留着口子，不封死。下面一层，密匝匝地立满了一截截粗壮的杂木，塔基东南西北各留一道火门。

我不确定汉语青海方言里的“土垀提”这几个字可否写成这样，我能确定的是，现在我老家一带已经很少有人去倒这种长条形土砖块儿了。如果看到谁家房前屋后还备有一摞土垀提，那一定是有特殊用途的。比如我家族，谁家有高龄老人，定会提前备些土垀提，用来垒砌火化亡者的土塔。

土塔可提前垒砌好，等时辰一到——主要是等寺院来的僧人得把要念的经都念完了，有两个已出嫁的姑娘（一般为亡者女儿）走在前面，一手提着一个装有饭食的篮子，一手拿着一个勺子啥的，一边快速奔走，一边还不停地抛撒着热饭菜，嘴里还念念有词。她们一出门，几个孝子也抬着“匝”起身，出门之后，别人会接过去，都是年轻人，轮换着抬到火化现场。

送葬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加入，几个抬“匝”的年轻人行进的速度极快，不一会儿，送葬的族人和庄村亲友就在山道上走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

只一会儿工夫，“匝”已抬到土塔跟前了，走在最后面的老人却刚出家门。他们不会等所有人抵达，“匝”一抬过来，便立刻放入塔内。之后，用同样的土垀提把缺口堵上，再用泥巴糊住缝隙。

最后，还有一道工序，给塔身涂撒上白灰，使它看上去真像一座小白塔。

这时，一个事先定好的人，手持酒瓶等，围着白塔祭洒一圈，然后退到一旁，小心提醒相关人等：“可以点火了。”

听到说点火的声音，所有族人都跪伏在地，行叩头之礼。早已站在四面火门前的庄村男性，按季节看风向确定主次火门点火。因为木头上涂抹了大量酥油，一点火，只听得“轰”的一声，一股青烟就从塔顶一下飘到了天上。

冬天的天空，大多时间都很蓝，也没有云朵。要有一小片白云，也会在很远的地方。可能是风向的缘故，一般来说，那股青烟都会袅袅腾腾地飘向那一片白云，让自己也变成一片云彩。

不少人的葬礼上，我都注视过那青烟，以为亡者的灵魂就随那青烟飘远的。

我猜想——此时，我的冷青太爷要么已经变成了那缕青烟，要么也站在人群旁看着那缕青烟，像我曾经很多次看过的那样。

我们叫火葬的这个火化仪式，过程有点漫长。那里临时搭了一个高台，一名高僧也在那里念经，前面还有一个火坛，上面架着一口小油锅，里面是已经融化的酥油。高僧一边念经，一边手握一只铁勺的长把，从那铁锅里舀起翻滚的酥油汁，抛洒在前面的燃烧的火堆上，让火焰不停地呼啦啦飘摇升腾，像作法。这个环节得需要个把时辰。

塔内的木头要完全烧尽，大约会需要一整夜的时间。族人要等到第二天（亡后的第四天）上午，里面的火完全熄灭了，所有的灰烬都冷却下来，才去拆了已经烧成灰的白塔，扒开一层层灰烬，找到亡人的骨灰——一小堆儿白色的碎屑和粉末。这个环节，我们叫拾骨头。大多庄村故人已经散去，只留个别有差事的人和族人来完成拾骨头和埋葬骨灰的最后事宜。

几个人要用缠了干净棉花的筷子小心捡起那些碎屑，放入一个像棺材一样的小骨灰盒。再用干净的小铲子把粉末也装到骨灰盒里，最后，把剩余疑似骨灰的灰烬也装到里面。直到火化现场再也看不到一星半点儿银白色灰烬，才合上盖子，用小木钉钉牢，两面再绑上两根粗壮的长木棒，开始抬着往坟地走。

还是孝子先抬着起身，走几步，就会由族内其他亲友替换。一路上的规程跟从家里去火化现场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是行进的方向。

到了坟地，墓坑早已挖好。墓坑所在位置也是事先早已按辈分排定了的，就像主席台上的座次，不会乱，也不能乱。前后左右，只要稍有挪动，就会挤占别人的位置。当然，冷青不存在这个问题。

把那口小棺材一样的骨灰盒小心放入墓坑之后，一位长者躬身站在墓坑靠后山坡的一侧，眼睛瞄准了远处的山尖尖，指挥边上的人细细校准骨灰盒的位置和方向。等他觉得已经调整到位了，把要放入墓坑的几件用来陪葬的小物件放好，站在边上的人才可以往墓坑里填土。只一会儿工夫，墓地里又多出一个新的土堆。

骨灰下葬，意味着延续四天的葬礼已经全部结束。三天后是头七，而后是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都是祭日。每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也都是冷青的祭日。

从此，一个曾经叫冷青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成了这座小土堆。

剩下的就是一些记忆。

他这一门的坟地已经埋着四辈人，他前面的两辈人早已各就各位，都在他之上，占了整整两排——第一排只有两个小土堆，也占了一排。他这一辈在第三排，从右到左（从坟头的角度看是从左到右）依次是他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因没有子嗣埋在坟阙以外）和他太太。他的位置在三哥和他太太的坟堆中间，那位置一直留着。坟地离家不远，他能走动的时候，只要路过坟地，都会停下来看看他自己的那一块儿地儿。

他们这一辈，三哥和他有藏语名字；大哥五斤，肯定是一生下来就过了秤的，是汉语；二哥叫尕关，显然是个昵称，我不知其全名，不好下结论，有可能也是藏语名，比如关却、关却才让啥的。

冷青上一辈的人起汉语名字的极为少见，他这一辈的人才开始起汉语名字，也不多。如果他二哥也是藏语名字，9个弟兄（包括堂兄弟）只有两个人起了汉语名字，一个是他大哥五斤，另一个是他们这一辈岁数最大的堂兄，我的亲太爷、曾祖父。其余都有藏语名字。

我亲太爷小名新坟言，冷青的父亲叫新坟才，但看这名字，像是弟兄俩，其实是叔侄俩，新坟才是新坟言的亲叔。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名字？看到家族人口日众，不能全挤到一个地方，得分散一些。活人是这样，亡人也一样。

就沾了两个新生儿诞生的喜气，家中最小的一个弟弟（新坟才的父亲）一家人迁移至南面那道小山梁以南的一片叫曲儿诺的山谷滩地，还扎了新的坟地。

家中老大及其他几个兄弟在山根勘得一片宝地，也新扎了坟地。叔侄俩的名字均由此而来。从新坟才的父亲算起，到冷青的下一辈，刚好四辈人，这也是有几人名字中“四辈”俩字的来由。

到了冷青下一辈，就是我爷爷这一辈，曲尔诺这一门有藏语名字的几乎没有了，其余五六个分支，大多还有藏语名字。我爷爷是这一辈的老大，从他算起，他叫先巴，是小名，学名却是汉语，叫文贤。他二弟三弟、我二爷三爷的小名和学名都是汉语，上学学的也是汉语。到我四爷，没去上学，去寺院当了僧人，取名成列——后来，宗教改革还了俗，名字却没改。

我爷爷还有三个妹妹，也就是说我还有三个姑奶奶——大妹排行老三，有藏语名字，叫先巴措，比我爷爷多一个字，二妹排行老六，三妹最小，她俩都取的汉语名字，二妹叫进财女儿，三妹单名一个字，就叫妹。我这仨姑奶奶中最小的姑奶奶今年已经八十有五，还在世，是我祖辈仅存的一位长辈。

再看我爷爷的那些堂弟兄，从大到小排下来，依次是才藏、塔穆、尕藏、吾三、嘎玛、旦智、尕藏（小的）、华宝、伊旦、贡布，只有一两个取的是汉语名。等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人数比上一辈增加很多，但除个别，再没人取藏语名字了。除了这些堂兄弟，众多堂妹中，有藏语名字的也就一两位。还有我那些奶奶、堂奶奶中，有藏语名字的就更少了——我能想起藏语名字的只有一位，叫卓玛吉。

庄村爷爷辈一支苏姓家族，五弟兄均有藏语名字。他们的父辈曾有人取名玛释藏拉钦·贡巴饶赛，乃一代高僧，后弘期里程碑一样的一个传奇人物的最后一世。

到我父亲这一辈，不算迁至他处的族人，家族内三十余户，几十名同辈人，只有两个人有藏语名字，且都是僧名，也就是说出家为僧之前，他也有汉语名字。

到了我这一辈，家族内已经找不到取藏语名字的人了。全村庄五六十户胡姓和旁姓人家，只有一支胡姓家族三人有藏语名字，一个叫益西，一个叫琼培，一个叫旦巴。

冷青死了，整个家族又少了一个有藏语名字的人。尚在世的五代族人，五六十户、百二三之众，现在有藏语名字的人，只有六人了，其中三位都已在古稀之年，一位也年过半百，再就是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说这些人名字呢？

一群藏族人不再拥有藏语名字，这是一个既耐人寻味又令人尴尬的问题。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可能早已发生了。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发现很多东西已经渐行渐远，而后越来越远，而后消失不见了。

随之消亡或忘却的就是曾经的母语。

族人中出现的第一个汉语名字也许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说藏语了，但肯定意味着他已经会说汉语了。反之，族人中最后一个藏语名字的消失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族群已经完全汉化，但肯定意味着汉藏族群身份的越来越模糊。

从我爷爷辈开始，已经不说藏语了。尽管，族群的口语交流中还保留着很多藏语的词汇，主要是名词，动词次之。

比如管牲畜叫“头勾”、管佛堂叫“却康”、管哥哥叫“阿吾”、管酥油灯叫“却灭”……“是的”可以说成“奥来”，“好的”可以说成“哦呀”或“呀呀”，“不要”或“不是”只发出一声“嗯哼”即可……

它们夹杂在汉语中，像是埋藏在汉语矿藏中的一些奇特的语言矿石，得细细分辨才能发现。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音译的汉语词汇（或汉语中的音译词汇），就像已经融入汉语中的很多其他民族语言词汇一样。

其余的词汇已经从他们的唇齿之间彻底消失，原本的母语已经难以成句。

一种语言流失和融合的过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既有周边方言的共同特征，又明显区别于周边大的方言区。行政区划上我老家所在地甘沟乡，在方言学上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

广义上，它是古河州方言区的一小片区域；再放小一点，它是民和乐都方言区的一部分；再放小，它属于民和南部方言区；再放小，它属于三川方言区（土语除外）；再放小，才是甘沟方言区。

甘沟汉语方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既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汇，又掺杂着不少藏语词汇。不同于中国北方方言名词后大多喜欢缀有儿化音，甘沟方言名词后面多用啊儿化音，发音奇特，接近ar音。

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几乎所有口语表达，受场景、情绪、年龄、伦理等影响，同样的词汇、语句，因说话场合、交谈对象和情绪波动等语境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甚至会有巨大的反差。这些特征突出表现在一些骂人的语言当中，那种刁钻、恶毒、肮脏的语言一旦出口，定会在听到它的人的耳朵、大脑和心胸之间形成强烈震荡，轻则伤人心情，重则会让人卧床不起。

有一年，一名到中国留学的芬兰学生曾专程跑到我家里，用汉语跟我探讨甘沟方言，冷不丁的，一句甘沟方言从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口中蹦出来，着实让人不适应，以为是梦境。他告诉我，世界上有几所著名学府都有专门研究甘沟方言的学者，他导师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我无意研究方言，就没记他们的名字。

我惊讶的是，我是怎么记住族内好几代人那么多名字的呢？

族内的一位老人不在了——他可是家族一代人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我却没能回去相送。那几天，无论干什么，一天到晚，我总会想起这件事。就想起一些与他有关的往事，也想起很多与他并无多大关系的事，想起了很多先人的名字和故事。当然，也想到了族人已经失去的母语……

从我家族七八代人的繁衍与演变中，我有一个发现，处在一个民族边缘地带的族群最容易受到其他族群文化的影响。自古而今，这种影响在时间上表现为由表及里、互为进退、不断潜移默化的特征，在空间上则呈现出相互交错、交流、包容、融合的特征。随着族群扩大，人口日益众多，聚落最初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族群由分散而靠近，由靠近而走向杂居和融合。

最初的杂居出现在两个或多个村落的边缘地带，最初的融合出现在一个或多个民族的语言交流。最难消亡或消亡过程最为漫长的是习俗，比如葬礼。这是一个族群最顽固的据守——也许是最后的防守。

最先走向融合的一定是一些人口相对较少、居住又比较分散的民族。长远看，他们是一个民族走向多民族融合或民族大同的先驱。

冷青死了。

族群还在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