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我记不清有多少次重回老院。不知为什么，只要路过前门，脚就会往东一拐，情不自禁地走进紧靠前门火车站的那条老街，一直走到老院。

这是一座叫“粤东会馆”的清代三进老院。以前，在这条老街上一共有六座老会馆，如今仅存粤东和临汾两座。在这座大院里，我住了二十一年。二十一岁那年夏天，我离开大院，去了北大荒。人生最初的这二十一年，留给我的记忆最深，因为这二十一年包含了我生命中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期，自然是以后的岁月尤其是年老之后日渐衰残的日子无法匹敌的。这段时光就像是刀刻在石头上的篆印，岁月长在树木里的年轮，很难被时间的流水冲刷殆尽。

记得阔别多年第一次重回老院，是2003年的冬天。那时候，老街尚未改造，老院尚未拆迁，依旧是我小时候见到的模样。尽管有些破旧，老院却如风雨故人，那样亲切，在寒风中迎着我。

其实，那时老院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二道门金钱瓦骑墙的外墙，已经没有了；二道门内的影壁和旁边高大的石碑，也没有了。记忆中，晚上影壁遮住月光和灯光，四周幽暗。夏天，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放进小玻璃瓶里，然后拿着瓶子，绕着影壁和石碑跑，为了看萤火虫到底能有多亮。绕着影壁和石碑疯跑时的呼叫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

二道门前甬道旁的水井，更是早就没有了。那是挖进地下的一个一人多高的深坑，里面布满全院自来水的水表和总阀门，上面盖着一块大木板。小时候捉迷藏，我们常常跳进去，藏起来，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情景。

院里面，那三棵前清留下来的老枣树不复存在，盖起了好多小房子。记得从前，秋天一到，我们天天仰着脖子盼着枣红。终于等到枣熟，一帮孩子爬上树，挥动竹竿打枣，打得马牙枣如红雨从天而落，砸在捡枣的孩子的头上、身上，大家欢快地大呼小叫。枣落一地，但谁也不会私自拿回家，我们端着洗脸盆，一盆盆地给各家送去。盼枣、打枣、送枣——秋天的三部曲这才算曲终奏雅。

老院最里面的三间东厢房，就是我家。房前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嶙峋，枝叶凋零。那三间房，原来是主人家的厨房。记得我家刚搬进来时，紧靠南边的灶台还在。拆除灶台的时候，父亲发现里面藏有几块金晃晃的东西，以为是金条，拿到店里去卖，人家告诉，不是金子，是黄铜。原来是当年主人家为了吉利，特意埋在灶台里的。

老街坊不少还在，见到我很高兴，纷纷走出屋，问这问那，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一位老街坊陪我来到这三间老屋前，告诉我现在这里住着一位外地来的画家。有意思的是，房檐下紧靠墙角挂着一个竹篮，那是当年我妈夏秋两季装菜的老物件。它灰不溜秋、破旧不堪，像一只巨大的壁虎攀附在那里，顽固地眺望着从前的时光。

房门紧锁，我扶着门窗往屋里看，三间房子的隔扇已经打开。记忆中，墙上贴着我儿时最喜欢的哈琼文的年画《祖国万岁》；我在床上和弟弟演着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节目，打得不可开交；读高中时，几乎每个周末的下午，在饭桌前，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和我面对面坐着，天马行空，一聊聊一个下午；寒冬的夜晚，秫秸纸糊的顶棚上，耗子大爷肆无忌惮地四下乱窜，咬噬着上面的干糨糊，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像走马灯一样，那些画面一一浮现。而眼前，满地满墙都是国画和书法，轻薄的宣纸飘飘忽忽。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老院，有时是我自己，有时是和朋友或者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一起，有时带着参加文学活动的读者。老院仿佛有什么魔力，吸引着我和这些朋友。

有一次，我来到老院前，发现老门旁边新开了一扇大门。老门黑漆，斑驳脱落；新门红漆，鲜亮耀眼。一新一旧，一红一黑，相互对峙，如在布莱希特的话剧中，有了历史跨越的间离效果。

只是新门紧锁，进不去，只好叩开老门。迎我的是位老街坊，她告诉我院子大多已经拆了，盖起了新房，只有他们东跨院的几家老街坊还在，所以保留下了老门，便于老街坊出入。我遗憾地说：“那我没法子进院子里看看了。”她笑着说：“先到我家去吧！”话音刚落，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谁啊，这么大动静？”这位老街坊对后面喊话的人说：“不是外人，是复兴来了！”走近一看，是牛子妈，她看见我，笑着冲我摆手，让我进了她家。我感觉是那样的温馨，就像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爬上了房，踩得她家的房顶砰砰直响，她跑出屋，冲着我们高声大喊一样。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亲切。那时候，她多么年轻，牛子和我还都是一天不打就上房揭瓦的小屁孩。

老街坊麻利儿地把床上的褥子翻了起来，让我踩在床板上，从她家的后窗翻进老院。院子原来的格局没有变，只是全部翻盖成新房。人去屋空，没有任何杂物堆积的院子，显得更为幽深，仿佛比小时候的院子大了许多。没有了以往的烟火气，空旷的院子像搬空了所有道具的舞台，显得清冷。

甬道最里面的东头是我家的那三间房子：灰瓦，红门，绿窗；地砖，窗台，房檐；清风，朗日，花香。日子好像定格在往昔。房门虚掩，我推门走了进去，除墙角堆放着管道之类的东西，屋里空荡荡的。我却似乎能看到屋中央煤火炉升腾起淡蓝色的火苗，闻到炝锅的葱花味儿和炉盘上烤窝头片的焦香。

走出家门，站在空无一人的老院里，望着四周曾经熟悉的一切，我仿佛看到岁月留下的影像，听到时光流逝的声音。多少孩提的欢乐、少年的忧伤、青春期如春潮翻滚的多愁善感，都曾在这里漫溢。多少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成为错综交织的老院记忆。

我折回，又从老街坊家的后窗翻进。我走出屋子，来到大门前，那一道足有十来米长的宽敞过廊，没有一点变化，大白天的，依旧黑洞洞的。过廊里没有灯，以前晚上回家，从这里穿过时感觉十分可怕。过廊一侧有两间房，另一侧是一面白墙。人们在墙左下方的一角抹上水泥，又用黑漆涂了一遍又一遍，自制成一块小黑板，我曾在上面用粉笔写字。居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小黑板还在，我的字迹也依然清晰，仿佛时光回溯。

忽然，我想起沈从文阔别故乡十五年后重回湘西时，曾经写过一段话：“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真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也软和得很。

五年前的夏天，两个小孙子从美国回北京，我特意带他们去看看老院，看看他们的根，那是爷爷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住过的地方。这一次，红漆大门敞开着，我们径直走进，一直走到最里面。曾经是我家的那三间东厢房，已经成了一家公司的办公室，窗外的空调机呼呼地响着。里面有人走了出来，很客气地把我们请出老院。

有意思的是，正是五十一年前的这一天，我离开家去北大荒。那天清早，怕分别时父母伤心，我没有让他们送，独自一个人去北京火车站。刚走出家门，隔壁的张大爷就走到我的面前，递给我一个蓝色的小布包，里面包着黄土，嘱咐我到了那边若水土不服，就用点儿这土冲水喝。

去年冬天，我再一次回到老院。红漆大门紧闭，黑漆老门敞开着。但是，我没有走进去。我已经老了，腿脚不利索了，难以再从老街坊家的后窗翻进院里。在老院前，我站了好久。记得以前，老院大门西侧的外墙上，有一个报栏，邮递员每天都会用糨糊往上面贴一张当日的报纸，贴的报纸多了，便是厚厚的一层，没有人揭去卖废品。如今，新门占据了这段墙的位置。报栏留在了梦中，一切都在梦中。

我站在那里画了一张速写。老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老院的两扇大门和我静静相对。有风吹过，阳光的斑点打在我的画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