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还在念小学的我假期随父母去新疆旅行，旅行社制订了行程，我就跟着大人到处走。十几年过去，我只依稀记得当时燥热的天气，漫长的车程，还有那只烤全羊脸上黑不溜秋的眼珠子。我妈懊恼地说：“我们带你去的地方，你都不记住！都白去了！”但要是真的问她对新疆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她也会说是那只烤全羊。

去年年底，我又来到了新疆，带着弥补的心态，补全我残缺的记忆。这一次飞得更远，飞机经停在乌鲁木齐。我上一回来新疆，也是降落在这个机场，我记得机场外墙上挂着大大的四个字：乌鲁木齐。走出机场就是没日没夜地坐车，翻过一座山，又来一座，不知道睡了多少个断断续续的觉，一转眼天又黑了。这一次乌鲁木齐只是中转站，在机场停留一个小时，又要重新坐上飞机飞往喀什。这么算来，都要赶上飞去欧洲的时间了。我打开手机里的地图，寻找上海和喀什，两座城市，分别在中国的两边。新疆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遥远很多。

这次旅行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底，这时候已经见不到金灿灿的胡杨林，冬天里的胡杨林是静默的土黄色。旅游业也逐渐进入淡季，不少餐厅打烊了，门前挂着牌子，上面写明年春天不见不散。这时候来新疆的好处就是游客少，不拥挤，可以在一个清净的环境里感受它的辽阔和深邃。和上一次来一样，因为花在赶路上的时间将会很长，我们不得不一大清早就坐着大巴启程。新疆早晨的天和漆黑的午夜一样，要等到八九点才蒙蒙亮起来，在明暗交界之时还能看到明亮的星挂在天上，倔强地旁若无人地闪着。坐了两小时大巴后，我们在休息站停靠。站里有个水果摊，摊子后边的小木屋里走出来一个人，长着白人的脸，穿着新疆的服饰。他的脸红彤彤的，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看着我们这些游客对着他习以为常的事物——朝阳、加油站以及加油站对面的高山、绵延的公路，拍照拍个不停，等了一会儿，见我们也不去买他瓜，就关上门睡起了回笼觉。

这一次的行程从喀什市中心出发，一路开往巴楚和塔县，最后再回到喀什。我很讨厌旅行的最后一天，这意味着旅途的终结，意味着回去后的日常生活又在朝我挥手。但这次旅行的最后一天里却有我最期待的一个地方——旅途刚开始，大巴将我们从机场带去喀什市区，导游指着不远处的黑压压的黄土高崖说：“最后一天，有时间的话会去那里看看。”

“那是哪里？”我眯起眼睛，看着不远处黑压压的土坡。

“那就是高台民居。”

一说高台民居，车上的其他人就说：“是高台民居啊！那要去的呀，那肯定要去看看的呀。”

导游说：“行，有时间一定去，《追风筝的人》在这里取过景。”就是这句话让我对这次的旅行充满了期待。和很多年前见过又被我遗忘的新疆绝美的自然风光相比，也许《追风筝的人》和我的记忆有更多的牵连。

考大学时参加戏剧学院艺考，我打着为了考试的名义不停地看电影，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电影《追风筝的人》。因为电影的缘故，我又断断续续地读了卡勒德·胡赛尼写的小说原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总感觉胡赛尼书写的口吻冷静而质朴，不像美国作家写出来的。后来一查，他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的童年颠沛流离。他出生于喀布尔，因为父亲的工作，他全家搬到了伊朗的德黑兰。没过几年，又搬回喀布尔。当他的弟弟出生后，阿富汗进入战争，稳定生活终结了，同时终结的也有胡赛尼的美好童年。之后他又跟着家人辗转法国巴黎，1980年移民美国加州，靠着从政府领取的福利金和服务券过日子。

我去英国读书的那一年，伦敦西区正在上演舞台剧版的《追风筝的人》。这个剧和西区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相比，就像一个异类。我不记得在台上有多少个西方的白人演员——几乎都是伊朗演员。演员们穿着破旧却微微透着艳丽色调的伊朗服饰，举着白色的风筝在舞台上来回穿行。整个舞台背景透着暗淡的棕黄色的光，像城市经历了战争，被夷为平地后的黄土飞扬。胡赛尼说，“（戏剧中）人物可以走上台前念出独白，这在电影电视中可不常见”。等到演出结束，演员们谢幕，主演忽然掏出一封信，开始一字一句严肃地念，大致意思是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反移民和难民政策。本以为胡赛尼的意思是，戏剧打破了第四堵墙，现代现实主义戏剧打破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没想到，剧场的戏剧性和政治性已经进化成这样。

就在《追风筝的人》上演前不久，在百老汇《汉密尔顿》的演出谢幕时，演员也拿出了一封信念给特朗普听。其实第一个听到这封信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坐在观众席中的候任副总统迈克·彭斯，信中的内容是对特朗普政府恐将不会保护美国多元文化感到惊慌，敦促迈克·彭斯和特朗普“坚守美国价值观”，并“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利益”。那一年是2017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信中提出的矛盾和质疑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个世界上还发生了更多可怕的事情。

而我带着对《追风筝的人》的喜爱和回忆，在旅途的最后一天来到了高台民居。

高台民居为游客建造了一个高大的正门，一看就是新造的，大门上精美的雕花和它身后的土黄色小巷形成鲜明对比。走进这扇大门，就像走进一个主题乐园。导游指着前方层层叠叠的老宅说，“一千多年前维吾尔族人就在这里安家立业”。

高崖包括两个互不相连的南崖和北崖，据说这本是连在一起的高崖，一次突如其来的山洪将高崖冲出一个大缺口，高崖从而被分割成南北两崖。北崖就是如今老城喀喇汗王朝王宫的所在地，南崖就是高台民居。维吾尔族的先民用泥土建筑房屋，世世代代居住于此。随着家族中人越来越多，人们就会在原先的房屋上再加盖一层。高台民居里的房子是和现代建筑截然不同的事物，他们懂得灵活地利用地势，有的房屋甚至造了六七层，为了增加空间，人们在建造新一层的时候，将原本的房屋面积延伸，横跨巷子上空，连到了对面屋子上，就形成了“过街楼”，除此之外还有“半街楼”“悬空楼”等奇妙建筑。维吾尔族人习惯把大大小小的土陶罐放在屋顶，五六点的时候斜阳照射下，陶罐的影子错落有致地映照在过道土黄色的墙面上，就像一段随时都会消失的象形文字，自顾自地在讲述。

过道的地砖也是有讲究的，六角形的砖表示此路可走，如果铺的是长方形的地砖，就代表着前面是条死胡同。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导游领路，我照样会迷路的。每走几步就会看到开在人家里的小店铺，里面卖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新疆手鼓，小腰包，马油润肤霜……做生意的人汉语说得很好，熟练地跟我们讨价还价。这里不是商业街，都是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做生意，自然也没有商业街橱窗的概念，但是路过一个个美丽的窗口，我都会忍不住贴着玻璃往里面看。有一间店铺卖的是铜壶，金光闪闪的铜壶放满了一整间屋子，其实那间屋子算不上屋子，它有着高耸的天花板，但是天花板的一半是空的，店主就用红色为底、蓝白相间的卡其曼图纹的布料盖住半个天花板，阳光照射下，整件屋子都透着暗红的色调。

到了一个宽敞点的转弯口，一群维吾尔族男人凑在一起，他们面前放着几张小桌子，桌上铺着金色花纹的桌布，摆放了烟、茶和小吃。他们好像很习惯这样，坐在家门口，轻声低语地在聊天，也许他们的每一个下午都是这样悠闲地度过。我很羡慕。看到我们走过来，他们没有抬头看我们，也没有停止交流，反正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追风筝的人》于2007年开始拍摄，当时的阿富汗已经在战争的炮火下变成废墟，要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重现往日时光确实不太可能。导演马克·福斯特来到了位于喀什的高台民居，他说这里让他想起了战争之前的喀布尔。于是电影中讲述两个主角阿米尔和哈桑童年故事的那一部分就在高台民居取景了。哈桑对他的朋友阿米尔喊出的那一句“为你千千万万遍”，也是在这里喊出来的。

在有一处几乎是废墟的房屋遗址里，设有一个观景台，爬到观景台的顶楼，就可以看见高台民居的雏形。我拿着那张著名的电影截图，图上是年幼的哈桑静静地趴在高台民居的一处制高点，看着成片的生机勃勃的民房。我以为他趴着的地方就是这个观景台，但等我爬到了楼顶，只能看到一点点零星的老房子，更多的是喀什市区的新楼房，和鹤立鸡群的喀什电视塔。我拿着照片问导游，“这个地方怎么走？这个观景台看出来的不是这个景。”

导游拿过我的手机，横过来竖过来看了半天，说：“现在没有这么多房子了，拆了好多了。不过我知道这图上的位置在哪里。”

“在哪里？！”我很兴奋。

“在一个酒店的顶楼，不住店也进不去。而且，看不到这么多房子了，都拆了。”她重复了好几遍，都拆了。

虽说现在的高台民居里通上了水电，但蜿蜒曲折的巷子依然存在着安全隐患。已经有一大半人从这里搬走了，搬进了现代的新的房屋。有的人白天在高台民居里经营自己的店铺，晚上就回外面的房子里住。而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老人，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我外婆的老房子。小时候暑假里我会被送到外婆家，外公外婆住在虹口区长山路上的一栋老房子里，房子外面看着黑不溜秋，里面也黑不溜秋，要通过一扇笨重的大铁门进入。而就是这个大铁门在当年日本人游荡于四川路时，给了外公强大的安全感。进门处地上贴着印花瓷砖，我妈强调“都是进口的，现在生产不出来的”。还有陡峭的楼梯，每一格台阶都异常地高，我怀疑房子里那股奇怪味道就是从楼梯潮湿的木头里散出来的，但妈妈认为这早已乌黑的楼梯扶手是无与伦比的，现在谁会那么仔细地在扶手上面雕刻花纹？

“一开始整栋楼都是外公的，外公工作的银行分配给他住。”我妈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骄傲，我从没见过她为了我而骄傲，但至少从外公身上，我算是看到了我妈为了别人骄傲是什么样子的。总之外公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一套单位送的房子，听上去很高级。“文革”时房子被收回去了，只留给外公外婆二楼的第一间房。不知道他们看着其他人陆续搬进自己家，住进自己曾住过的房间，是怎样的感受。但在我看来，他们情绪控制得挺好的。

一楼的梁家姆妈从朝鲜嫁过来，她会邀请我妈去她家吃饭。二楼另一边住着一个很会修钢笔的老伯，一辈子都在帮人修钢笔。仲夏的夜晚，邻居们就聚集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平台上乘凉，搬个小凳子在外面吹吹风，人立刻就凉快了。有个邻居会在乘凉时给排排坐的小朋友们讲鬼故事听……这些都是我妈说的，我很难体会。改革开放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了，很多邻居也搬走了，把这个老房子当成仓库或者租售给别人。因为里面的卫生间是公用的，租金也不会太高。直到有一天一个开发商看上了这块地皮，想要把这一片房子都拆了，造一个商业广场。拆迁组聚齐了所有户主开了一场大会，但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他们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就让住在这里几十年的人说搬家就搬家。于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会就这么开。

我去参加过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议，那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拆迁了。也是这一次的会议，让几十年没有再见面的人再次相逢。这些早已各奔东西的邻里们热切讨论着他们往日的时光，仿佛一瞬间就忘记了刚刚和拆迁组的那一场战役。就算房子拆掉了，如果人们还能将克制、精明、信任和那一丁点的骄傲延续下来，那就算房子不在了，人也散了，无论到哪里都还是上海。也就是说，房子拆掉了还能再造，如果丢失了体面和地道，那才是一切尽失。

高台民居里面，拆除了很多实在无法住人的危楼，又整修了一部分房子，通上了水电，让人们得以继续生活在里面。我路过一间卖馕的店铺，里面在卖喀什老街才有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馕”。我走进去，一个老人坐在里面，一身新疆老人的打扮——黑皮衣配一顶黑帽子。我说，这就是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馕？

老人说，对，最后三块。

我转身看到狭小的店铺里连着一串台阶，老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去吧，上去看看。”

我扶着白色的扶梯，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梯上到二楼，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悬空楼”，上面还有两间房，门都关着，门上挂着白底红花的帘子。这时候我听到楼下老人的声音，他说：“这就是我住的地方，看看吧，走进去看，没事的。”这栋整洁的二层小楼里有他一生的故事，他把它照顾得还不错，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骄傲。

我看到不少记录高台民居的文字，都会提到那些不愿离开的人，他们固执地扎根于此，坚定告诉人们，这是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为什么要离开？

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记忆中的故乡。《追风筝的人》里有一句话，“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有人飞跃千山万岭，在遥远的异乡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选择留下来。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固然令人佩服，然而植根于不毛之地的人也是勇敢的——他们得一遍又一遍地面对陈年旧事，这并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