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节，每到这个节日，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

父亲一生命途多舛。为了生计，父亲六七岁便被爷爷送到后山，给一个姓张的地主放牛，没有任何报酬，仅仅是为了吃口饭。一次，父亲放的牛中有一头坠崖死了，地主发疯般地将父亲一顿毒打。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为那头牛殉葬。父亲为了活命，硬着头皮继续给地主放牛。到十三四岁，有一支国民党军队从家乡路过，本来是要拉伯父的壮丁，父亲主动顶替伯父参了军。不久，这支队伍起义，成为彭德怀将军麾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父亲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一次追剿胡宗南残部时，父亲不幸腿部中弹。在战地医院，医生只找到子弹打入的洞，却找不到子弹的出口，也没能从体内找到子弹。正是这颗该死的子弹，使父亲身体备受摧残。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但他总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我三四岁时，父亲已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家乡正在千军万马地大规模修筑河堤，父亲曾在部队当过司号员，号吹得很棒，这个特长正好派上了用场。按说父亲只要在工程指挥部里按时吹吹起床号、出工号、吃饭号、休息号就行了，可闲不住的父亲不愿仅承担这种轻松的工作，吹完冲锋号，便与群众一起跳入开挖河堤的深壕，在刺骨的水中挖砂石。因为父亲的腿受过伤，在水中浸泡时间长了，腿便开始肿胀，继而溃烂。工程指挥部的领导看到他的样子，不禁落泪。可父亲反而安慰这位领导说：“我命大，在战场上敌人的子弹都没打死我，现在就更死不了！”父亲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终于能下床走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曾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七年，大海在给他宽阔的胸怀的同时，也给了他浑厚宽广的音域。每当他一个人在舰艇上站岗，他的歌声便会在大海上漂荡。

一次，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到舰队慰问演出，邀请战士与她同台演出。父亲在海军官兵的簇拥下上了台，与郭兰英同台演出《白毛女》，郭兰英扮演喜儿，父亲扮演大春。自那次演出成功后，父亲便对音乐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回到家乡，他在工地上常用自己的军号和歌声鼓舞士气。退休以后，他的歌声也总能吸引村里的老老少少。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唱的《南泥湾》《我的祖国》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便在我的耳畔萦绕。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南泥湾的故事，知道了祖国的伟大。在病床上，父亲也总是轻声哼着歌曲。我想，父亲在与病魔的长期斗争中，能够一直保持一颗平静而乐观的心，大概是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被昂扬的红色歌曲滋润的缘故吧。

父亲快到而立之年才有了我，我是他一生唯一的孩子。在我两岁时，母亲因病撒手人寰。在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父亲的心似乎特别“硬”。我刚上小学，他就希望我跟他学吹军号。父亲曾对我说：“等你学会了吹号，如果有敌人来犯，我们父子俩就一起上战场。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就接过我的军号继续前进。”记得父亲说这话时很激动，似乎真的到了战场。

我工作之后，父亲在信中嘱咐我：“你现在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入党，把工作搞好，别总挂念我。”他生命垂危之际，也让身边的人别急着告诉我，别让我为他操心，怕影响了我的工作。也许是父亲冥冥之中的安排，他去世后家中给我的加急电报隔了半个多月才辗转到了北京。当我满面泪水地与家里联系时，妻告诉我，她已和亲戚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葬了父亲。没能最后见到父亲一面，为他老人家送终，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已经永远安息在我十多年前为他开掘的一方土丘之中。父亲，您直到临终也不希望耽误我的工作，而我对您深深的愧疚今生已无法弥补。唯一能回报您的，就是好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为了您，也为了您所希望的美好生活。

（作者：凌先有，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