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申请研究课题失败，这本来不值一提，因为失败的过程是十分熟悉的，尤其是对已重复经历六七年的我来说，仅仅意味着该文档被丢入“废纸篓”。想题目的时刻是最快乐的，唯有思考的过程和由此歧出的友谊才值得珍惜。我原本想做一些女性游记和传记的整理及研讨，尤其是当我意识到我所能想到的文学意义上的女性旅行家居然只有三毛的时候。每年上“《西游记》导读”通识课和散文写作课的“游记”版块时，经由《大唐西域记》《水经注》，到《老残游记》与现代散文范式的启迪，我和同学们一起溯源旅行家的记述动机、方式，看他们所见，学习他们深描沿途的地理、地貌、气候、语言、民间传说的编织结构，我总会有一刹那的灵感乍现：“游记的性别”是什么时候开始起了变化呢？如今写游记的女性并不少，尤其是在跨媒介领域，视听叙事和行旅的结合，比文字本身要生动得多。性别视角虽然对文章审美的要义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正如《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一书中所言：“历史偶然性和意识形态有时候可以创造出独特的女性论述”，18世纪下半页开始，西方女性的旅行讲述，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家庭内部，走向公共层面，妇女们开始寻找社会中的倾听者，“在旅行报告的这种浪漫理想化的过程中，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赋予一种文体以新生，并直达当代的门槛。”可惜，因为得不到任何支持，新的一年来临，我又调换了新的方向去适应僵硬的表格，为“废纸篓”累积数字僵尸。那个灰暗的旧题目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今年春天，老朋友柏琳突然来上海找我，送给我一本她创作的《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人》，扉页上写着“边界上也有火焰”，仿佛是天意，重新点燃了我冷却的热情。很难说这是一本典型的游记、或考察报告、或边界民族志，它似乎是介于这些文体之间，也算是游走边界的文学隐喻，带着若隐若现的诱惑，吸引写作者抛开规训的范式做一些新的尝试。作者柏琳所选择的文体、或者说她组织文章的策略，因有悖“即时性”的新闻导向，而显现出思索的深度和发明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她如何建立她个人与消失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游记的信念准备，并不会弱于其他散文写作的门类。例如高僧写游记，当然是为了信仰，他们记述的神异事迹，也未必能算是科学意义上的非虚构。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虚构和非虚构具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事实则不然，尤其是在当代。我的一些年轻学生就在不断挑战着散文的伦理边界，例如他们会问我散文里可以不可以做梦，可不可以打游戏，如果游戏里“我”的父亲是RPG，且只有“我”可以借助设备看到他，“我”和他在游戏媒介中相遇所发生的感情经历，可不可以算是非虚构？这就是边界的魅力。文学爱好者无论是从历史、地图还是从意识层面，都会被它吸引，成为“边界”议题上的革命者。

柏琳给出的表面解释，是“偶然中的必然”。因缘当然是有的，包括小学三年级时她第一次看译制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以及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2016年，当时还在《新京报》任职的柏琳，采访了三位大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摩司·奥兹和彼得·汉德克，与他们的对话，打开了她对南斯拉夫的探求好奇。我猜想有两种人最适合从事写作行业，一种是生于是非之地，就像柏琳采访的三位，另一种人是勇敢地迎向是非之地，柏琳就属于后者。2016年后，她经由彼得·汉德克文本的启迪，决定当一个本质主义者，从体验到行旅，重新建立与陌生土地和陌生人的联系。她步履不停地走遍了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学习不同的语言，并经由难以言说的“塞尔维亚”，追溯古巴尔干以来的动荡之地如何建立文明的秩序、如何建立生活的逻辑与诗意。

她的观察方式和写作方式很有趣，并非经验性的，而是后天的、观念的，但她却并不会被抽象的论述吸引。例如在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沿海小镇皮兰，柏琳遇到了一位德国女孩玛丽安，她对她介绍中国南方的厦门，我猜想和皮兰的海边景观很像。柏琳说：“这是中国南方一处非常有文艺气息的旅游小岛，但海水已经变成了灰色。”玛丽安回答：“爱情不会降临灰色的小岛，因为爱情是蓝色的。”柏琳随即想到了伊戈尔·什特尔克拍摄的风景纪录片《明信片》，二战时巴尔干半岛上等待丈夫回信的女人。蓝色的海给了那位痴情女士等待的希望。可不会有回信，是这片土地的命运。柏琳以自己的方式，仿拟了她喜欢的奥兹以家庭关系涵盖巴以冲突的同情与雄心。奥兹以“情人”变“邻居”的比喻祝福着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道，那看来也是一封望穿秋水的静默之音。

世界颇不安宁，但对文学从业者来说，又意味着慷慨的邀请。柏琳以自己的编织术，重新命名她心中的“本质主义”，踏出边界，感受他人苦痛。她不总是受到欢迎，因为她是外来者。她经由新语言的体认、建设共情的决心背后，实际上涉及到她的文学观。我猜想她的文学观，就是行动及其本身的意义。这很有趣，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题材、女性审美束缚不了她，就连“不存在”都无法劝退她。她的行旅为她的交友，布下了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种种契机。她的日日夜夜，和我们大多数同龄写作者都不一样。“真实”对她来说是联结的网，是体验生成的文学文本。历史是落幕的，未来还没有个眉目。她站在“当代”，用创伤的记忆和有来历的人，以及桥接熟悉与陌生，未知到已知的一个又一个人，形成了她自己的文学时间，也为“游记”题材带去了世界主义者基于“痛苦的关心”还乡行旅之外的视野。在她的天空下，就连苦难都有了新的译本，新的阐释，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