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导演王潮歌说，有一次她到香港，看到有间小百货店，店主是位五六十岁的男人。她问店主，生意赚钱吗？店主说，不赚，每天很有可能还要赔点。王潮歌觉得奇怪，既然开店不赚钱，那还开它干什么？店主见王潮歌疑惑，就说，他已经算好了，按他目前的积蓄，即使每天赔点，活到死还是够用的。还说，开店不一定都是用来赚钱的，他之所以开店，就是不愿闷在家里，可以每天见到来来往往的人。店主的话，让王潮歌不觉有些震撼。我听后，瞬间也有所觉悟。

一天早晨，我在洗漱时，面对两只手，突然问自己，这两只手究竟是做什么的？毫无疑问，人类进化到今天，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包括皮肤、指甲和毛发，几乎把它们的功用都发挥到极致。譬如我们的双手，从母体出来，就开始发挥作用，摸爬滚打，抓奶瓶，拿物件，保持身体平衡，长大后，双手还要写字、画画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力劳动。到了成年，尽管科技高速发展，电脑可以辅助人脑，但多数操作还是需要用人的双手去完成。

过去，总是提倡“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这种口号的激励下，有无数人从城里来到乡下，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尽管全社会始终保持着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可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似乎更愿意从事脑力劳动。

最近与几拨文友吃饭。不论地方作家还是军旅作家，大家谈到最初写作的初衷，都无一例外地有一个目的：离开土地，改变命运！当兵的人通过写作，可以提干，可以调到团部、师部当新闻干事，别看那一篇篇小豆腐块文章，其背后的含金量高着咧！如果周大新、王宗仁、柳建伟等知名军旅作家，当初不写新闻稿，怎么可能调到机关，成为专业作家，还获了不少文学大奖。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当时的文学属于万马奔腾，几乎每个有志青年都成了狂热的文学写作者。那时的人，写作还不完全是为了改变命运，也是为了情感思想的表达。等到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农场工作时才发现，写作是唯一可以调到机关实现农转非，最终奔向京城文化单位的途径。我这么说，似乎有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其实，写作又何尝不是一种重体力劳动呢！试问，哪个写作者没经过长期通宵达旦的奋笔疾书？又有哪个人的中指没有留下过厚厚的老茧？至于腰椎病、颈椎病，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不可幸免。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残疾作家张海迪和史铁生，在高位截瘫双脚根本无法派上用场时，他们通过两只手走向了世界。

二十年前，我应中国残联之邀，到上海青浦去采访一位自强模范。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个头不高，腰有些侧弯，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只有一只右手。但你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竟然是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我采访他时，他从外边赶回学校，那只右手扶着自行车车把，扬着一头卷发，根本看不出有丝毫的忧郁。走进教室，学生们对他十分亲热，他在黑板上用一只右手流利地书写板书，有着无言的自信与自得。当时我就想，他用一只手就完成了当好人民教师的梦想。如果他有两只手呢？

没有经过生死的人，对死的认识不会深刻，也不会有超越死亡的哲学思想。我不反对任何人用双手去创造生活，去获取劳动的果实，只要它是法律允许，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上世纪80年代，南方发达地区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流行语。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时代的发展理念，这是必然的。但我又觉得，在人人都张开双手向世界抓取物质利益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我们在相对满足衣食住行的同时，要不要放下一只手，用其抚慰我们疲惫的甚至受伤的心灵？这么多年，人类太过于贪婪了，要石油要天然气，要地下水要森林煤矿，要手机电脑要人工智能，要汽车要飞机要高铁要百层高楼大厦，难道只有这些想要的都实现了，人类就真的到了所期望的天堂？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琢磨镜子前的自己，我经常会想，我一天究竟需要吃多少食物？我的一只手所挣得的收入能不能养活自己？佛家提倡“农禅一味”，无非就是一边劳动一边修行，那么，我们的两只手是不是也能适时停下来，或者干脆停下一只手，用于精神层面的修复呢？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手已经脱离具体的手相。正如僧人双手合十，道一声阿弥陀佛，其意义早已不是双手所能接住的。凡是手能接住的，终究大不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