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樱花时节。想必昆明的樱花已经开了，武汉、上海的樱花快要开了。青岛这边大体要晚一个月，但开起来同样如霞似锦，势不可挡。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就是赏樱的打卡地，里面有“樱花大道”，开花的时候只见花不见道，别说花季女生，男生也在花下搔首弄姿。

说起来，樱花原产于中国，秦汉时期即有栽培，而在盛唐时由来唐“朝拜”的日本使者带回日本。一千多年间，在日本广为种植，成了日本的国花——樱花之国。木心曾说日本文化是“唐家的废墟”，而事关樱花，倘木心活着，会怎么说呢？“唐家的拷贝”？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对樱花情有独钟？有人说因为飘零的樱花有日本人推崇的“物哀”之美，容易引起内心深处的无常感。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或者莫如说日本古人也许如此。例如一千多年前据说日本平安朝最美女诗人的小野小町有一首和歌：“淫雨下未消，不觉樱花色已凋，红颜一日老。”同代男诗人纪有则叹曰：“春光正迟迟，樱花何故心不宁，竟欲落匆匆。”的确都有悲悲戚戚的“物哀”情结。现代日本人则不尽然。至少还另有一个原因：欣赏樱花所具有的群体美、复数美、气势美。开时云蒸霞蔚，波涌浪翻，铺天盖地；落时联翩离枝，纷然委地，一路花雨。现代日本文艺作品中就有很多描写这一景象的。

请看德富芦花在其极有名的随笔集《自然与人生》中的描写：八汐樱花“或呈山峰形，簇簇矗立，偎依春空，或一树横斜，驻足悬崖。含苞欲放者呈深红，嫣然绽放者为浅红……远方的樱花在阴影中扑朔迷离，如烟似雾；而近处的樱花却一身艳丽，珠光宝气，微启娇唇”。再看大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的《花月交辉》：“樱花以被暮色染成藏青色的东山为背景开得蒸蒸腾腾，仿佛这枝垂枝樱将京都的豪华春光集于一身。”又如《夜樱》：“盛开怒放的樱花，涌出山谷的满月。二者邂逅的瞬间，即是人世生命的完美。”川端康成就更不用说了，《古都》第一章就写女主人公千重子和男友一起赏樱：“红色的八重樱花一直开到细细弯弯垂下来的枝尖，这样的樱花树群与其说是树开花，莫如说是花撑枝。”你看，全然不见“物哀”，根本没有往昔的顾影自怜和唉声叹气。

而中国虽是樱花的“娘家”，但“娘家”似乎对这个“女儿”不怎么宠爱。唐诗宋词无可胜数，写樱花的却可谓寥寥无几。提得起来的不外乎白居易“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李商隐“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现代作家写樱花的也好像不多，郁达夫、苏曼殊、冰心倒是写过，但好像也是轻描淡写的。鲁迅留日七年，笔下的樱花也不过这么两句：“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多少有些心不在焉。究其深层原因，大约是中日审美趣味的不同。

上面说了，日本人那么爱樱花，一个原因是樱花无论开还是落都显示出惊人的群体性和谐调性。这点同国人格外青睐的牡丹和梅花相比就分外明显。牡丹“花单生”，雍容华贵而卓尔不群，国色天香而孤芳自赏。梅花虽然开起来不乏谐调性，但国人欣赏它的孤傲与清高，欣赏它的少、疏、瘦，以少为贵，以疏为佳，以瘦为美。而少莫过于一。古诗中以“一”咏梅者可谓俯拾皆是。如“中庭一树梅，寒多叶未开”（汉代苏子卿《梅花落》）、“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代齐己《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唐代张谓《早梅》）等。即使多，也多不过两三枝：“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清代李方膺《梅花》）总之，贵疏不贵繁：“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代林逋）“潇洒江梅，向竹梢稀处，横两三枝……微云淡月，对孤芳、分付他谁。空自倚、清香未减，风流不在人知。”（宋代晁冲之《汉宫春·梅》）咏物抒情，意在自况。通过对梅花的礼赞，或抒发不畏高压、坚贞不二的节操，或表达不附流俗、洁身自好的情怀，或寄寓孤高幽远的生活情趣，或传达沉沦羁泊的万般感慨。

无须说，审美趣味也是国民性的反映。如果说，中国文化有注重个性的倾向，日本文化则属于“纽带文化”“同质文化”。比如国人特别讲究出人头地、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骑绝尘，注重个性的凸显和个人才能的发挥，留意与众不同的创见。而日本则强调群体谐调性，强调安分守己，个人在团体中是渺小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得像樱花一样隐没在花海之中，而不可以像梅花那样凌霜傲雪一枝独秀。作为“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之一、日本美学家黑川雅之提出的“并”的概念，认为日本人分外欣赏“细微事物的并列组合”。以人的组织形态来说，即大家并列成了“聚合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保持对等关系，协同行动。我甚至想，日本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大体沉默下来，恐怕也与此有关：互联网需要的更是个人才华与技术，一骑绝尘并非不可能。而日本注重群体的“并”之美学，可能更适合汽车生产那样的流水线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