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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自然风光和人文建筑为一体的纪录片《鸟瞰地球》中，摄像头跟随世界上各种擅于长途迁徙的候鸟，飞越海洋、高山、丛林、荒漠、村落，以及该记录主要展示的人文画面——城市。纪录片中用人类不具有的空中视角俯瞰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摄影师们为了让观众一眼认出鸟儿羽翼下面的城市，让摄像头对准拍摄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或者城市的著名景点。比如鹈鹕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桥底穿过，在纽约它的翎羽差点触摸到自由女神像高举的火炬上。苍鹭、大雁飞越过一座建筑与河流交融的美丽城市，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威尼斯。白鹳即将飞入伊斯坦布尔时摄像机刻意把焦点对准托普卡珀宫、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秃鹰从遥远的天际俯视开普敦时好望角依旧那么显眼。成群的八哥在罗马的上空追逐戏玩，它们一闪躲就飞入斗兽场的巨柱。南美猛禽秃鹫从驼背山高耸的耶稣像头顶滑翔飞入里约热内卢。短尾鹦鹉做客悉尼时，从悉尼歌剧院开始观赏黄金海岸线。在北京家燕穿梭在故宫建筑群的飞檐和八达岭长城的烽火台上面，快速而又近距离展示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大都市。这种极具创意的拍摄技法很快在我国被借鉴，拍摄了一部《鸟瞰中国》的纪录片，镜头不再刻意地去寻找每个省份和城市的地标景点和建筑物，而是城镇化的体量和高楼大厦的密度。曾臆测为这部纪录片做过修改，继续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鸟儿背负摄像头，诗意地俯瞰每座城市，用小蛮腰带出广州，用东方明珠点亮上海，用西湖旖旎出杭州，用秦淮河倒映南京，用大雁塔定位西安，用中山桥连接兰州，用布达拉突兀拉萨，但是想象中的鸟儿在西宁城的上空久久盘旋，摄像头迟迟不能聚焦，因为实在找不到这座城市的地标。哦，原来西宁是一座没有地标的城市。

城市的地标分为标志性景观和标志性建筑，但这两者有时统一，如北京故宫、苏州园林、上海外滩，既是景观又是建筑；两者有时有明确的界限，如杭州西湖仅是景观，如厦门的双子塔海峡世茂大厦仅是建筑。在我国城市中标志性景观趋于自然和人文的交融重叠，是自然的馈赠，历史的折射，文化的浓缩，比如昆明的滇池，南京的钟山；有的是古人们留下的古老建筑，如西安的雁塔，武汉的黄鹤楼，拉萨的布达拉。标志性建筑则多突出城市现代化程度，是城市经济和活力的展现，如广州的广州塔（小蛮腰），上海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综合而论，城市地标大体来源有三，自然风光，古代人文遗产，现代化建筑产物。西宁呢？好像有意避开了坐标形成的三要素。在山河迤逦的青藏高原上这座古城避开所有的瑰丽景色，拒绝丘岳湖泊的点缀，但它的周围都是名扬天下的胜地，西宁与它们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南山外黄河流得很清也很轻，有沧海气势的大湖在赤岭西侧起浪，祁连山主脉在层层缠绕的黄土沟壑以北抵挡漠北的风沙，湟水穿城而过，但流淌得那样朴素无华。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没有留下让这个城市闪耀的人文建筑，这座城在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传说西汉赵充国筑建过都护府，按照西汉的气度，建筑一定气势恢宏，如今只剩下后人称为“汉将营”传说；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在很远的东方就关注这座城北山上的建筑“土楼”和神祠；虎台的夯土丘浑厚峻伟，但建筑过于单一；青唐城的繁华只剩下一段残垣断壁，菩提树开花的古刹岑静地隐居在南山，遗憾的是它们终究没有成为西宁的logo；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西宁高楼大厦梭梭蹿起，但没能摆脱“千城一面”的局囿。

城市地标是城市的象征和代号、名片，有时地标名声大于城市本身，听有人问赵州桥在哪里？云冈石窟啥地方？好比有人收藏一张精美的名片，但跟名片主人没有任何交集。又有人说杭州无西湖，若美人无眉；苏州无园林，画龙不点睛，可见地标对城市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重要，重要到一个美丽的地标可以保存一座城，重要到毁掉一座城就毁掉这座城的地标。二战期间，德国攻占巴黎，希特勒派遣铁血纳粹分子冯·肖尔铁茨率领德国的爆破队把巴黎城摧毁，此前肖尔铁茨曾不眨一眼地把荷兰的鹿特丹市中心化为焦土。巴黎的官员泰丁格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会见了肖尔铁茨，并邀请他感受巴黎的美。专门讲述这个历史事件的《巴黎烧了吗》一书这样描述肖尔铁茨看见巴黎的场景：“在他们身下，在里伏利路上，一个身穿花布衣裙的漂亮姑娘骑车经过，一手按着被风吹起的裙子。再过去，在杜伊勒花园的绿色草坪中间，未来的小水手们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到圆形小池塘里。在河的对岸，中午灿烂的阳光下，荣军院的金色圆顶闪闪发光，在它的背后，埃菲尔铁塔耸立在万里晴空之中。”铁心肠的肖尔铁茨被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统辖的城市感化，并成为它的“仆人”，他一再推延希特勒的命令，并把德军摧毁巴黎的计划方案和巴黎布防图泄露给盟军，最终巴黎得以保全。冷血的纳粹分子发现了美，守住了自己的良心，留下了巴黎城，而在巴黎美育下的法国人，在埃菲尔铁塔建成二十九年前跟在英国人身后进入同样伟大的城市北京时，他们却没有发现美，丢失艺术国度的良心，他们想毁掉这座伟大的都城，可是他们只有三千人，无法完成比纳粹更无耻的野蛮行径，只好把这座古都的标志性景观圆明园烧毁，向世界炫耀他们烧毁了东方最伟大最美丽的城市。上述文字说明地标的重要关系到世界名城的存亡。地标的重要还关乎到我小时候吹牛的底气。我十一岁那年跟着舅舅从老家门源仙米运一车羊到甘肃兰州红古区海石湾贩运，海石湾在甘肃和青海两省交界处，也是两省交通要道，从海石湾去兰州和西宁路程同等相近。在海石湾我们住在舅舅的一个很要好的回族朋友家，舅舅和他朋友去寻找羊的买家，让我和朋友的孩子把羊赶到已收割的玉米地，羊在玉米地悠闲地吃草，我和小朋友看到玉米地里有个废弃的电网铁塔，就去攀爬铁塔，从铁塔下来我和那个小朋友就吹嘘自己比对方上得高，我说我比他上得高，我看见西宁城了。小朋友不服气说他比我上得更高，他从铁塔上看见兰州城了。我说他吹牛，问他看见兰州城里的啥了？他回答看见黄河上的铁桥了。反唇又问我看见西宁城里什么了？我开始支吾，憋半天也不说出看见的东西。他说出了兰州的铁桥，他自认为他爬得比我高，我说不出西宁的建筑，我甘拜下风。其实，我俩都没去过各自的省会西宁和兰州，没去西宁的我说不上西宁城的建筑物很正常，而没去过的兰州的他知道兰州城里的中山桥（铁桥），这就是兰州城地标的作用。兰州和西宁同样是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花儿”同样是两省普遍传唱的民歌，青海花儿里对邻居城市兰州和中山桥的比兴比比皆是，如：兰州的铁桥者固原的钟，拉布楞寺上的宝瓶。如：兰州城里转，铁桥上站，十二个洞淌水哩，我和尕妹维下得挺，十二道红线上下里捆哩。花儿唱到本省省会西宁，与时俱进地从火车站、大十字、水井巷、万达广场、王府井一直在流变，不管唱到西宁城的哪里，终究没有兰州与中山桥之间的牢固和融洽。

这就是城市地标的作用，大到城市的存亡小到百姓的闲聊哼曲以及小孩子的吹牛。但奇怪的是没有地标的西宁城安然存在了两千年，它周边的百姓们还哼唱出享誉海内外的一种悠扬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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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所有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和建筑都会得到人们的钟情，西湖那么美丽，而鲁迅却反对郁达夫在杭州卜居，原因就是杭州的西湖太美丽太旖旎，会弱化人的意志。比鲁迅更过激的是莫泊桑，建筑师们将埃菲尔铁塔设计图进行公示，巴黎政府每天接到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精英界的各种批评和阻扰，认为这个硬邦邦的东西与巴黎这座文化名城不协调，莫泊桑、左拉、小仲马等联合签名抗议修建埃菲尔铁塔，莫泊桑直接撂下狠话如果这座铁怪物建成，他将永远离开巴黎，埃菲尔铁塔却在巴黎民众的质疑和排斥中一天天拔起，当埃菲尔铁塔建成后很多巴黎文化人对它还是嗤之以鼻，有人却发现莫泊桑每天在埃菲尔铁塔塔内餐厅喝茶，就去问他当初特别反对修建这座塔，现在怎么每天到塔里面休闲，莫泊桑回答全巴黎哪都能看见这座破塔，最后发现只有躲进它里面才看不见它。谁都想不到半个世纪后“拯救”巴黎的就是这个硬邦邦的“破塔”。

同样，悉尼港上澳大利亚政府修建国家歌剧院时，因该工程耗费巨大，在澳大利亚各党派的相互谴责声中停工，差点遭遇胎死腹中的险象，整整两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又投资修建该建筑，历时十四年建成，如今国家歌剧院成为悉尼和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

静卧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计划修建之初，官方和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也抱有让它成为北京地标的抱负，国家大剧院也遇到了埃菲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同样的遭遇，当时140名“两院”院士和114名建筑师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人反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当时国家发改委重新组织人数相等的建筑界和文化界人士论证，论证会上有意思的是建筑师们基本反对，而文艺界的人士全部支持。据本人推想，建筑界的人士认为该区域不管是中轴线上的紫禁城，还是天安门广场四周都是中国式的建筑，突然让一个欧洲建筑风格的元素挤进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而文艺界人士则想到该区域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而即将修建歌剧院是文化艺术的代表，他们则要双手赞成，估计当时建筑师们只注重该建筑的外观，而文艺人士只想到该建筑的内涵。国家大剧院最终像埃菲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一样在反对声中建成。可是时至今日国家大剧院没有成为北京的标志，《鸟瞰地球》中以家燕的视角俯视北京时，家燕穿梭在紫禁城、长城、天坛、玉渊潭，但没有飞到国家大剧院的蛋壳上。国家大剧院的外貌尚未获得大众的一致认可，但它的实用价值日益增长，中国顶尖的音乐家、歌舞剧演员都梦想在该建筑内展示才华，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奖项都在该建筑内颁发。将来当我国的文艺对世界文艺产生不可取代的影响力时，国家大剧院就会在家燕的视角出现。

其实，拥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和代表精神象征的建筑都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地标，更多的时候城市地标两者兼之。精神象征建筑多为雕塑性，精神象征的地标是引导城市民众追求高贵精神的图形标语，反之，城市民众的高贵精神可以外化为建筑的形式。喜剧大师卓别林的那部著名的《城市之光》上映近一个世纪了，影评工作者和文艺评论者依旧源源不断地在谈论这部影片中流浪汉的善良，卖花女的忠贞，富翁的喜怒无常和翻脸无情等人性伦理，却忽略了这部影片就在隐喻、思考城市标志的问题，当城市里的官员、社会名流以及衣着光鲜的市民聚在广场，为那座城市的标志性塑像“和平与昌盛”揭幕，在场的民众热情洋溢，官员发表演说时慷慨激昂，精英女士为塑像揭幕时神采飞扬，当幕布落下人们看到塑像的主雕像人物怀中却睡卧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众人一时目瞪口呆，但人们不得不在奏乐声中为塑像肃立敬礼，也为塑像上举止慌乱的流浪汉致敬，在众人的惊呼、无措、指责中流浪汉最终翻越铁栏栅消失在城市里，从“和平与昌盛”塑像上爬下来的流浪汉用他的高贵精神为城市带来温暖的光耀，这是迄今为止讲述城市的象征标志与民众内心温情关系的最好文艺作品。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兑现了他自己一向提倡的轻逸写作理念，描写想象中那些美轮美奂的城市，书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了五十多座不一样的城市，有悬浮在空中的城市，有轻漂在水面的城市，有拴挂在如巨型蜘蛛网上的城市，有修建在木桩上的城市，有隐蔽的城市……这些城市迥异不同，但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所有的城市都没有一个突兀出来的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景观，尽管书中专门讲述城市与符号，城市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城市是卡尔维诺对当下庞大，重型，无限扩张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进行反思后构想出来的，这些城市通体闪耀着轻盈、柔和、玲珑、小巧、绚丽，每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标志，无法再浓缩，不可再提炼，所以就无需用标志加以定义和象征。而昆德拉在他小说中让那些生活在布拉格的饮食男女，不时地眄望一下布拉格城里那些文艺气息浓烈的音乐学院、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他们身上热腾腾的欲望瞬间融化成城市生机，他们心中冰冷冷的绝望，一下子调和成美丽的忧伤。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所谓的“呼愁”无非是对博斯普鲁斯海岸线上那些希腊式的，土耳其式的教堂、城堡发自骨子里的热爱，直至热爱到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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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起源绝不在西方之后，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三千多年前我们就有成熟的城市，这在人类文明中不算早也不算晚，比我们早的古埃及、古巴比伦都修建了至今让人叹为观止的卡纳克神庙和空中花园。比我们后起的西方城市更是热衷于建造城市的标志建筑。商朝晚期的都城朝歌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城市之一，鹿台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咸阳是中国大一统后第一个首都，阿房宫是秦都咸阳最美的景观，而火是它们共同的宿命。朝歌的鹿台是它的主人殷纣王自己点着的，阿房宫是主人的敌人烧的。鹿台灰飞烟灭数千年后清代的褚人获在《封神榜》依旧把它归结为殷纣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鼓吹城市的建筑越奢华民间对统治者的怨恨越深的道理；在阿房宫化为焦土一千多年后，没有一点废墟阻碍的优势中杜牧驰骋想象，在《阿房宫赋》里把阿房宫的雄伟建筑进行极其夸张的艺术加工，把阿房宫繁华和奢侈刻画到让读者跟不上他的想象力时，他突然笔锋一转，用楚人的火炬，灼耀一下后世的统治者，让他们不要再跌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无穷循环悲剧中。这也反复证明城市是很脆弱的，秦末楚汉起义军对咸阳“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汉末西凉叛军残暴者董卓对洛阳“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烧杀掠夺，南宋初金国入侵者完颜亮对临安“挥师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野心，不管是起义军、叛逆者还是侵略者都把城市推向灾难的深渊，因为城市太诱惑了，咸阳和洛阳聚集着天下的财富，这也是秦末起义军首领项羽和西凉叛军头目董卓对跟随部众的激励和承诺。而金人完颜亮据说读了北宋柳永写杭州的词《观海潮·东南形胜》：“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写的是城市的繁华，更多的在说杭州城的山水秀丽，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因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的都城、建筑一定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我们的诗文中也同样继承这个理念，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在写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这两座城市的雄伟壮观时平行书写两城山河形胜，川流布局。张衡的《二京赋》同样写这两座城市繁华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时，留恋城中的湖光山色和奇树异果。左思的《三都赋》造成洛阳纸贵，但他写的不是洛阳，而是三国时的魏都邺城、吴都建业、蜀都成都，不但写城市本身兴亡盛衰，而且把城市放在远比山水旷远的天运、日月、星宿之中观望流变。从左思之后再没有像汉魏晋人这样对城市进行宏大叙述，在后世洋洋可观的笔记小说中，像张华的《西京杂记》这样的书名也没有出现过。汉魏晋之前的《诗经》《楚辞》，还是之后唐诗宋词元曲中对城市描述真的不多，对建筑的描写更是少之又少，写寒山寺要从月落，鸦鸣，寒霜，江枫，渔火处着笔；写黄鹤楼，要带出三月烟雾朦胧中的春花，浩浩荡荡的长江，孤帆，碧空；写武侯祠要先写古柏，青草，黄鹂；写石头城要写淮水浪潮，东山月亮；写岳阳楼先用远山近水做铺垫；写潼关首先从华山峰峦，黄河波涛起笔。

抛开山水，只写城市的诗有吗？有，宋人张俞的《蚕妇》成为研究城市兴衰学者们经常引用的一首诗，这首诗写的是蚕妇进城的感受，蚕妇没有欣赏城市，分析城市，向往城市，而是对城市的不满，“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工业、商业日益增重的今天这首诗引不起太多作者的共鸣，如果今天丝绸厂女老板，包括女职工，她们看到满街的人都是粗布麻衣，衣衫破烂，补丁满身，她们会不会焦虑不安，嚎啕大哭？因为面临着破产和失业。在她们看来城市里的时尚男女穿丝织品服饰应该高兴才对呀，这是平衡的供需关系。在过去农业文明的文化观念中这首诗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天下大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大众，城市人里不参加男耕女织劳作的少数人穿着绫罗绸缎，想想自己寒酸苦累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城市里穿好看的衣服，会映衬农村百姓的苦累寒酸，若在城市里建起一座无用的建筑摆设，说这是城市的象征和标志，整个农民就会跟城市对立起来，那就不再是归来泪满襟，而是持械揭竿向城市蜂拥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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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句话虽然是西方谚语，却更能形容我国的城市，西方人与上帝沟通的教堂基本上都在城市，而我们古人拜佛敬神的寺院庙宇多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和山中，因此在中国城市与神是隔绝的，与神隔绝就是与宗教疏远，对城市就少了虔诚。“雪满山中高士卧。”这是中国明代诗人高启的雪，落在深山的村子里才是雪应该落的地方，在我们的想象中雪落在山村、空山、江湖、松林、梅梢才有诗境，中国的诗文很少描写雪花落在城市的景象。“雪花上千次落向一切大街。”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雪，读这句诗发现雪花落在城市景象很美，但中国的诗人刻意忽略城市落雪的美，因此也就忽略城市文学。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用多达二十页篇幅的《巴黎鸟瞰》描写巴黎城市的容貌，其程度到了让好多读者刹书头的地步。莎士比亚、斯宾塞、培根都把书写伦敦城当作一种时尚。我们的《三国演义》是宏大叙事政治、军事题材的作品，本应该跟城市很密切，抢占城池是本书主要故事，但是对城市外貌特征没有任何着笔。《西游记》虽在说神魔虚幻，但还是源自旅行题材，唐僧师徒跋山涉水但也进城过市，然而城市对主人公们来说没有危险之处，书中自然也就没有了描写兴趣。《红楼梦》确实在写城市人的生活，但对大观园墙外的城楼街市也不太关注。《水浒传》里宋江一伙人到东京城通过李师师向神宗示意招安的意愿，对东京城元宵夜景象有“楼上楼下灯照灯，车水马龙人看人”的繁华写照，最后以李逵的放火大闹结束对东京城的描述，一个“闹”展露出农民起义军、绿林好汉对城市的心态。如果没有被招安，梁山好汉攻入开封府，李逵依旧扔一根熊熊的火把过去。

汉以前表现一个人的军事建树，常用连下多少城为衡量，连下多少城就是连毁多少城、连烧多少城、连屠多少城。在以攻城略地为战争目的的古代，西宁是幸运的，谁也没有把攻下西宁当作作战最终计划。而这座城也从未曾把谁推到对立面，它将无我地接纳很多民族、军队、移民、商旅、流民，它不卑不亢地迎来送往过羌人的酋豪、汉家的将军、匈奴的使者、鲜卑的王公、中原的公主、吐蕃的赞普、西域的商旅、蒙古的汗王、满清的贝勒，但谁也没有在西宁留下成为标志的遗产，也没有谁做过毁灭性的破坏。西宁不但没有以建筑、风光为形态的标志，也没有像西安的羊肉泡馍，兰州的牛肉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重庆的火锅，武汉的热干面等这样的美食坐标；也没有像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呼和浩特的成吉思汗公园，拉萨的八角街，昆明的民族村等这样的民俗坐标；也没有像长沙的贾谊，上海的徐光启，海口的海瑞，南昌的八大山人等这样的历史名人坐标；也没有类似上海的精明，天津的幽默，成都的悠闲，杭州的温雅，哈尔滨的豪放这样的居民行为印象坐标；也没有像深圳的华为手机，杭州的张小泉剪刀，上海的英雄牌钢笔，长春的一汽牌汽车等这样的品牌坐标。西宁是一座没有标志的城市，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特征。比如在各有题目的《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那组无题诗照样让人印象深刻。在街道的主路上镶嵌着各式各样标志的滚滚车流中，突然有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从你眼前驶过，你看着一定会惊奇，但你会理解，直至你会赞叹它没有个性的个性。

在西宁看不到某种现象突兀挺拔在所有事物之中，在山岳环绕的西宁，却没有哪座峰峦一览众山，但座座峰峦都是城市的屏障；在多民族居住的西宁，谁也不认为是这座城市的主体，但人人都以城市的主人自居。山丘如是，族群如是，文化现象也如是，北山悬崖上的道观里三清俯视，南街的佛殿里炉香乍爇，西城的牧师在小教堂里凝神祈祷，东关的清真寺宣礼塔邦克声起。在这座城市里在不上百米的路上你会遇上藏族教授，回族商人，蒙古族运动员，土族歌手，撒拉族美女，他们各操一口古老的语言，挺着各自明显特征的面容，每天在这座没有标志的城市里习以为常地和睦生活。新中国后，经过支援边疆、三线建设、上山下乡、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座城里随便某个小区里共同居住着陕西、山东、浙江、东三省等五湖四海的人。当居民的族群、人们的信仰、市民的原籍、语言的差别、饭食的种系、物品的产地、建筑的派别等等，各种形态的元素堆积到一起时，很难推选出某个元素成为这个城市代表，这也许是这个城市没有形象性统辖地标的原因，对，就是没有形象性的统辖地标而已，不代表这座城市没有精神，地处山谷是西宁的地貌特征，虚怀若谷是西宁的性格特征，谷在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内是包容、谦虚、接纳、蕃息、深邃等含义的总代言，西宁的灵魂就是“谷”，“谷”是这座城市多元的基础，吴稚晖说“相安为国”，在西宁就是“相安为城”。在其他省份几乎看不到这座城的元素，但这座城到处都有全国各省的影子，说明西宁的吸引力远大于西宁的辐射力，这是隐士的特征，隐士总被外界惦念，寻访，崇拜，而外界不会被隐士打扰，西宁是城市中的隐士。于它之外的人不做腰缠万贯骑鹤归入之想，于它之内的人皆有择此城而终的愿望。它形成一座城后它的中心坐标从未摇弋过，千百年来在东南西北川交汇点任它四方的风轻吹疾呼，于东部内地它控扼羌藏，于西部边陲它襟带华夏；于过去它可以提取历史的经验，于未来它可以开启智慧。今天以农业文明形态为主的中国加剧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城市已经成为大半中国人安身的地方，而不是常说的钢筋水泥筑起的森林，不是人们过去常说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的异化之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诗意地栖居于城市之中。

【作者简介：张旻，1986年出生于青海门源。青海省作协会员，有小说、散文散见于《青海湖》《青海日报》，致力书写青海历史文化散文。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