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说，刚到深圳，学了个新词：着急搞钱。

我说，这词好啊！咱们老家有句老话，“钱是硬头货，谁没谁难过”；还说，“花钱如流水，挣钱如捉贼”。贼可不是容易捉住的。可见搞钱不易，所以着急，所以着急搞钱。

我笑问女儿，着急搞钱干啥呀？

她说，“钱在前头，人在后头”，干啥都趁手。我们搞科研，特烧钱。其他如消费、投资、储蓄，均无不可。

我说，科研、消费且不说。投资、储蓄可是有风险的，不仅投资有风险，储蓄有时也很冒险。

女儿说，储蓄，把钱存入银行最保险，能冒啥险？

我说，银行这个词的演进，我有关注。我国早期叫票号，西方叫银行（Bank）。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是大约成立于1580年的意大利威尼斯银行，英文Bank是从意大利语Banca转化而来的。意大利语Banca是“板凳”的意思，意为歇脚暂坐；英文Bank有“河岸”之意，相当于码头吧，靠岸的目的，也是暂停一阵儿，继续航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成立银行，直接用汉字写作“银行”，读音近似银行（xíng）——行进的行、行走的行，意为“钱在走”。我国最早的“银行（háng）”这个词，专指制造银器的行业，成书于明代的描写市井生活的《金瓶梅词话》，即有来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之语，可见很普及。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将“银行”依旧读作传统的银行（háng）——五行八作的行、各行各业的行。

女儿问，行（háng）和行（xíng）有啥区别呢？

我说，古文里的“行”（háng）多指道路（引申为行列、行伍），如《诗经》中的“遵彼微行”（《豳风·七月》）、“示我周行”（《小雅·鹿鸣》），均指道路。特别典型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车辖》），“景行（háng）”指大道，“行（xíng）止”指行进，“景行行止”即遵大道而行。所以，银行（háng）的本意还是银行（xíng）——“钱在走”。我国在秦汉之前，把钱叫做刀、布、泉等，“刀取其利，布取其广”，“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取其广布、流通、储蓄、周转之含义，亦有“钱在走”的意思。问题的关键是，“钱在走”，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停在哪里能生利？走到哪里才安全？

女儿也问道，是啊，停在哪里能生利？走到哪里才安全？

我说，辞书上对银行的定义是，“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的信用机构”，这是《汉语大词典》（2001年版）的解释。还有一种定义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金融机构”，这是2021年新修订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银行从“信用机构”到“金融机构”的衍变，虽然“信用中介”尚在其中，但“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其中“门道”很多，“套路”很深，但是否会对“信用”亦有所“融通”呢？作为门外汉，不得而知。不过，不管怎样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而银行的生命线是“信用”，失去了“信用”，便丧失了一切。

女儿说，孔子讲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我说，不仅个人，包括家庭、社会、公司、机关乃至国家，失信近乎丧命。《论语》里还有一则孔子和弟子子贡的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子贡问的是为政之道。孔子认为，在粮食充足、军备完足和取信于民这三个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中，“信”至关重要，“民无信不立”——丧失了“信”，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你就“立”不住。这是一条公理。回到银行这个话题。人们存钱的目的，是为了生利，为了攒钱——以备不时之需，最起码也是为了保值，为了保险。如果哪个国家的哪家银行，今天稀释你，明天冻结你，后天没收你，大后天再针对性技术性地“破产”你，搞得你有存无取，血本无归，谁还敢在这种毫无“信用”的“机构”存钱呢？其结果必然是“钱在走”，而那些“着急搞钱”的银行也必将被钱搞死，终于不能“立”也！

女儿说，记得爸爸常说，“财聚了，人散了”。那些个无信之人，贪婪之徒，也许能搞到不少钱；但人心散了，财，终久也聚不住，结局肯定是“钱在走”。可见，诚信，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说，不仅是信用，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都挺重要，它们无时无处不“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于灵魂深处，成为衡量人心、人性、人行之高下的标准与尺度。

女儿说，其实，前些年我出国留学，一个人傍晚散步的时候，曾长时间地思考过几个问题，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比如“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读中国的历史，它们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真理性的；只是不知道这些普遍性、规律性和真理性，是否也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一直在“拭目以待”。

我说，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西汉时期贾谊提出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都是基于春秋时期孔子所著《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242年间的史实提炼出来的。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对这段历史做过精辟概括：“《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个“本”，简而言之，就是孟子所说的“道”，贾谊所说的“仁义”；说得全面一点，就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所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过，似乎西方世界向来崇尚用“实力”说话，不一定认可“仁义之道”。因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是否具有“世界性”的规律性和真理性，是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实来证明的。现在，从中西方普遍实行的市场经济之“银行业”来讨论，考察“五常”之一的“信”之重要性和规律性，亦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女儿说，已经“窥见”了一些“无信不立”的端倪……

我说，《国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认真考察大千世界，这话很深刻，也很真实。用货币政策与金融手段“薅羊毛”“割韭菜”的机构和国家，薅了一轮又一轮，割了一茬又一茬，损人利己，好不快哉！本来已经杀熟了，为啥后来又崩了？因为“薅羊毛”的变成了宰肥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割韭菜”的变成了掘韭菜——“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俗话说得好，“不义钱财汤泼雪，白来田地火烧毛”，刀剑得者刀剑失，来得容易去得快！因此，靠“薅羊毛”“割韭菜”等“恶实力”建立并维持的机构和国家，以及贪官污吏们不择手段的“着急搞钱”，均属于“失道寡助”“从恶如崩”之范畴，迟早会崩掉，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女儿说，爸爸相信“因果报应”？

我说，“因果报应”，其实也是一种因果关系，种瓜者得瓜，求锤者得锤。所以说，着急搞钱没错，但要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