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见到陈建功老师，已经是2013年。这次相见，距第一次，相隔了25年。再次相见的地点之近，出乎了我的意料：在兴化，我的老家。此时的陈建功老师，已两鬓斑白，他除了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之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主任。

施耐庵文学奖，全称为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是以吾邑先贤，有“长篇小说之父”之誉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先生之名所设立。该奖旨在鼓励当代汉语长篇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与发展，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在全球的影响力。奖项设立之初，我和我的老师费振钟是参与策划的，对奖项理念进行过界定和阐释。

施耐庵文学奖，由家乡市政府主办，从2011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其评选借鉴“诺奖”之模式，参评作品由评委提名，分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想来，陈建功老师出任施奖主任评委，负责整个评选的终审，是跟他个人成就、在文学界的影响，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分不开的。

也许有朋友要问，既然施奖开评在2011年，陈建功先生肯定在2011年就到过兴化，我为何要在两年之后才与他再见呢？照理说，时隔20多年，能再见陈建功老师，是我求之不得的。然，现实生活中，一个极其细微的原因，都可改变事情的走向和结果。至今，我都清楚的记得，陈建功老师甫到兴化，便询问起我的行踪。因为公务，不能及时赶回，错过了在第一次施奖评选时与陈建功老师的相见，内心当然遗憾。

20多年前，第一次与陈建功老师相见，严格说来，不是单单与其一人相见。那是我生平头一回进北京。让我有点小自豪的是，此次进京，竟然是因为“文学”二字。

1987年第五期《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参与此次《中国青年》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小说处女作征文评选，并且获得了二等奖。于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农村文学青年，有了到北京领奖的机会。《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颁奖地点，完全够得上当下所谓“高大上”之标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里都会读到，“北京，祖国的心脏”之类的表述。这下，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还不是进了“祖国的心脏”？！我的小心脏真的激动得不行了，此次进京，填补了我多个人生空白。

让我激动的是，我一下子就见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先生、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李陀先生，以及后来担任过《小说选刊》主编的冯立三先生，当然还有冯牧、唐达城、鲍昌等中国作协主席团的领导。一个杂志社的一次颁奖活动，真的是“大咖”云集，星光闪耀。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文学青年而言，他们都是我虽仰视才见的“大神”。如果没有《故里人物三记》的获奖，要想跟这些叱咤当时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0”距离，那是断无可能的。

以“文学”之名义，与这些名家相见，气氛融洽，自由平等，欢快畅达。我一一收获了他们的题赠。冯牧先生录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书赠于我；唐达成先生则对我们这些后来者寄予厚望：“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希望你们像冲天之鹤，在文学天空纵情飞翔。”鲍昌先生题写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李陀先生、刘心武先生的题写，则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要“三行而后思”，“要学会恨”。

特别是刘心武先生的“要学会恨”，完全够得上我用“微言大义”四个字来回应。而真正让我作出回应的，则是几十年之后的2019年，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15个系列短篇，皆为悲剧。我在扉页上有一句话：“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奉上痛彻心扉的爱。”这“爱”，何尝又不是“恨”呢？！

有论者认为：“很显然，这个题记蕴藏着作者写这部书的初衷，他试图用此作来回馈故乡对他的养育之恩，也正因此，这些系列短篇显现出一种不经意的写作状态，这种不经意又透出一种历史无意识。作者让历史自在自为地行进，最终自然而然抵达一种境地。”

由此与我结缘的，是当时在北京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著名作家陈建功老师。是他，第一次把我的小说与有里下河文曲星之誉的汪曾祺先生联系在了一起。陈建功老师是这样说的：“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吗？……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祺先生的某些小说呢？”

建功老师似乎在我和汪曾祺先生之间栓了根“红线”。这根“红线”一栓，让我心心恋恋地迷恋了汪老30多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汪迷”。他老人家复出文坛后，以家乡高邮为背景创作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让我爱不释手，读来如痴如醉。而我在迷恋汪老30多年之后，也先后创作出了具有“汪氏风格”的三部长篇小说等一批作品，并由此构建起了“香河”，这一文学地理。

其实，当时建功老师也曾题赠于我，“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让我感动的是，建功老师在此句后面，留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家中的电话号码。现在手机满天飞，通讯极其便捷，这在二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

建功老师如此细心的关爱，让我之后有几年经常将习作寄给他，请他指点。我的书橱里，至今还珍藏着几封建功老师的亲笔信呢！跟与我有过交集的诸多文学大家不同，建功老师不仅直接对我的习作给予过具体指点，且在较长时间里关注着我的创作。1988年当年底，我第一本作品集《香河风情》出版时，他利用在香港大学讲学的间隙，为我写下了“乡情袅袅，忧心殷殷”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第一次将我的创作和刘熙载的文艺理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现在打开建功老师的序，稿纸左上方的铅笔小字，让我动情。建功老师提醒我，“仁前，此件无底稿，收到后，请打一长途告我。以免挂念。”

在序文中，建功老师由人及文，他是这样说的，“不卑不亢，稳稳当当，面庞周正，衣着齐整。这小伙儿便是写‘祥大少’‘谭驼子’‘二侉子’的那一位么？有点疑惑。他的小说比起他的外貌来，似乎更为潇洒，更为活泼，更富于弹性。而他，倒让我想起他的老乡刘熙载——他说他是兴化人，且姓刘，不知为什么，我十分自然地就想到了刘熙载。那本《艺概》读过的，论人品议文品，也是如许周正。他这‘刘’，和那道光同治年间的‘刘’是否有点血缘？”

“随后又读了他的几篇小说，觉得这一位‘刘’和那一位‘刘’是否有血缘关系且不必管他，这一位‘刘’是否读过那一位‘刘’的《艺概》也无需深究。从文学观念上看，他们还真的有几分相近之处呢。刘仁前笔下静静流淌而出的，大抵是乡情，如梦如幻，如丝如缕。他写青青的村舍，写如织的烟雨，写寒夜的犬吠。从语言上看，近乎‘杨柳岸晓风残月’。可真的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吗？无论是《瓜棚小记》也好，《香河风情》也罢，你难道感受不出，那袅袅乡情里，几多‘忧世之怀’？这正应了先一位‘刘’点破‘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的陶潜的一句话：‘其……未尝不脚踏实地，不倜然无所归宿也。’我以为，读《香河风情》里一幅幅优美的风情画，应作如是观。”

“感时忧国的传统——即所谓‘忧生之意’、‘忧世之怀’，大概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品格。这个传统在伟大的作家笔下，成了恢宏博大的情感基调，而在低能的作家笔下，却不过是直白浅露的呼喊。伟大和低能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找到了自己情感的独特性，是否找到了表达这种独特性的方式。不难看出，刘仁前是有这种追求的。‘忧生之意’、‘忧世之怀’，并没有表现为愤激的呐喊和呼吁。你在作品中看到的，是清新淡远的意境，简洁洗练的画面，而生活的坎坷，人生的悲凉，尽在暗示中、虚写中、空白中，那貌似浮光掠影的一笔，反倒给了我们回味的余地，想象的空间。”

引述以上这样一段文字，只是给我自己一个叫建功先生为“老师”的理由。其后的通信中，乃至有了微信联系方式之后，逢年过节的问候中，我都是叫建功老师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这样叫。

说来惭愧，在建功老师言及，“这一位‘刘’是否读过那一位‘刘’的《艺概》也无需深究”时，我是坐不住的。坦率说，我真的是得到他的提醒，方才完完整整地通读了此书，之前也就是片断式的了解。

顺便说一句，我与先贤刘熙载之间的血缘关系，还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据门上老辈人讲，当年曾有过先贤刘熙载到我们祖上来认祖归宗一说。说是因其为咸丰帝师，族人有“伴君如伴虎”之虞，放弃了与之相认。然，先贤刘熙载还是留下了手书楹联：“蓬莱文章建安骨，龙马精神海鹤姿”。楹联由宗人中辈份最高者保管，代代相传，直到“轰轰烈烈”的年代被投入火海。当其时，投入火海的旧物件多矣，一副楹联也没觉得有多可惜。

我生也晚，才疏学浅，不研究地方文史，不能就两个“刘”之间作严谨学理之考。家乡人曾一度，对先贤刘熙载所书楹联之下联，不甚清楚，传出多种版本。早几年，泰州建市20周年时，在国家美术馆举办过一次“祥泰之州”书画作品展，这中间就有先贤刘熙载的书法作品。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的这副著名楹联。不过，我后来在国家博物馆，倒是见到过一副与先贤刘熙载所书内容完全一样的楹联，只是不是他本人的笔墨。这至少为家乡人的下联讹传得以澄清，提供了佐证。是否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楹联认宗一事，有存在之可能呢？

好在《艺概》完好存在，为文之人，还是应在文本研读上多花些工夫。毕竟写作者当以作品立身，祖上干过什么，并不那么重要。

当年，我站在那个万人注目的领奖台上，也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还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野小伙子。说是万人注目，似乎夸张了一些，颁奖典礼的现场也就几百号人。然，其时文学的热度正高，高得出奇。说是全民皆文学，似也不为过。

一则文学作品，在人们荒芜的心田滋生出一片绿洲，让人们畅快呼吸的，有；溶化久积人们心底深处的寒冰，化着汩汩春泉的，有；直面人内心的灰暗、险恶，似匕首，似利剑，刺得人遍体麟伤、鲜血淋淋的，也有。于是乎，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乡村田野，成为一种“现象”。当下，动不动夸言，现象级传播。过来人都知道，当下的“现象级”，放在那时，实乃“小巫”是也。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火烧火燎，是亢奋不已。

让我火烧火燎、亢奋不已的，是自己的一则小说，竟然让自己第一次来到了首都，来到了祖国的心脏。不止于此，那短短的几千字，竟然让我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实在说来，还真有了“万人注目”的意思。毕竟获此礼遇，在当时全江苏唯一。

其后的几十年中，进京的次数多矣，参加全国性的文学活动也不算少。先后两次出席过全国文代会、作代会，见到的文艺界、文学界“大咖”不在少数。包括这些年，由我牵头组织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具体工作，每年都会邀请全国五六十位专家学者来泰出席“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当然，建功老师也在应邀之列。

我记得那是2017年，建功老师在上海参加第三届施奖评审工作，接到我的邀请欣然答应随后即从上海来泰出席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然而，就在我们会议即将召开的前一天，他的秘书告诉我，建功老师突然身体严重不适，连夜飞回北京治疗，不能来泰参会，说是请我见谅。说实在的，建功老师不能前来参会，是有些许遗憾，但当时我更为关心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其他危险？好在当晚，建功老师通过微信告诉我，已在协和接受治疗，无大碍。我这颗悬着的心，方才放下。后来，建功老师也曾给研讨会发来过贺信，对几年来里下河文学现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标杆”给予了肯定，并对这项研究将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留下可钦可赞的一笔”寄予厚望。

细细想来，无论是参加全国性的文学活动也好，还是我直接组织的研讨会也罢，在与那些文学“大咖”们之间的交流、叙谈中，现在已极少深入地谈论文学，更少深入谈论文学之中的“文本”。听习总书记在全国十次文代会、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与会者普遍反映，习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倍感亲切和鼓舞，大家特别用了一个说法，“一点都不隔”。说实在的，听习总书记的讲话，大家“一点都不隔”，而现在同为文学圈中人，在一起聊起来，倒是有点“隔”。

这让我不得不怀念，以文学的名义，第一次进京之经历。

【作者简介：刘香河，本名刘仁前，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泰州学院客座教授。迄今为止，创作发表作品400余万字。曾获全国青年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小说集《谎媒》《香河纪事》《香河四重奏》，散文集《楚水风物》《那时，月夜如昼》《爱上远方》等多部，主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多卷。长篇小说《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2017年6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获得多个国际奖项。2021年9月，《香河》英译本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