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王府井北口往西拐一点儿，路南有家小酒馆。1970年秋天，第一次进这家小酒馆，由弟弟带着。那时，哥儿俩分别三年后，从青海和北大荒，第一次回家探亲。他长高了我半头，酒量倍增，让人吃惊。

以往，全家并没有嗜酒如命的人。细想一下，父亲在世时，爱喝两口酒，不过，两瓶“二锅头”要喝上一个月；八钱的小盅，每次倒上大半盅，用开水温着，慢慢地啜饮，绝不多喝。

不满17岁，弟弟只身一人报名到青海，说是支援三线建设，说是志在天涯战恶风，一派慷慨激昂。那天晚上，母亲蒸的豆包儿，是我们兄弟俩最爱吃的。父亲烫了酒，一家人默默地喝。父亲喝得量大，弟弟下咽并不多。他还是个孩子，白酒辛辣的刺激，对于他过早些，滋味并不那么好受。

那天，哥儿俩来到这家小酒馆。店铺不大，却琳琅满目，各种名酒，应有尽有。弟弟要我坐下，自己跑到柜台前，汾酒、董酒、西凤、古井贡、洋河、三花、五粮液以及竹叶青等等，一样要了半两，足足十几杯，满满一大盘，端将上来，吓了我一跳。

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问：“酒有这么喝的吗？这么多，怎么能喝得了？”

弟弟笑道：“难得聚一次，多喝点儿！以前，咱们不挣钱，现在我工资不少，尝尝这些咱们没喝过的名酒，也是一种享受。”

望着他慢慢地喝。当时，秋日的阳光暖洋洋、懒洋洋地洒进窗来，注满酒杯，闪着柔和的光泽。他将这一杯杯热辣辣的阳光，一口一口地抿进嘴里，咽进肚里，脸上泛起红光和一层细细的汗珠，惬意的劲儿，难以言表。看出来了，三年时光，水滴也能石穿，白酒不知多少次穿肠而过，已经和他成为难舍难分的朋友。

想起他孤独一人，远离北京，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艰苦情景，再硬的心，也得软下来。当年，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就爬上高高的石油井架，井喷时喷得浑身是油，连内裤都油浸浸的。扛着百斤多重的油管，踩在滚烫的戈壁石子上，滋味并不好受。除了井架和土坯的工房，四周便是戈壁滩。除了芨芨草、无遮无挡的狂风，四周只是一片荒凉。没有一点儿业余生活，甚至，连青菜与猪肉都没有，只有浓烈的白酒。

下班之后，便是以酒为友，流淌不尽地诉说着绵绵无尽的衷肠。第一次和老工人喝酒，师傅把满满一茶缸白酒递给了他。他知道青海人的豪爽，却不知道青海人的酒量。他不能推脱，一饮而尽，很快便醉倒，整整睡了一夜。

从那时起，他像换了一个人。酒量出奇地大起来。他常醉常饮，把一切苦楚与不如意，吞进肚里，迷迷糊糊进入昏天黑地的梦乡。他在麻醉着自己。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无奈而消极的磨蚀。但想想他那么小，而且，远在天涯，荒漠孤烟，那样孤独无助，又如何要他不喝两口酒，解解忧愁呢？于是，只要想起这些，总会动了恻隐之心，喝就喝点儿吧，尽量少就是了。

孰料，他并没有少喝，从那年王府井的小酒馆相聚之后，越喝越多。想想，人和人的心真是难以沟通，即便亲兄弟也是如此。我知道他生性狷介，与世无争，心折寸断或柔肠百结时，愿意喝两口白酒；萍水相逢或阔别重逢时，愿意喝两口白酒；工作劳累或休息闲暇时，也愿意喝两口白酒；独坐四壁或置身喧嚣时，还愿意跟白酒打交道……

我并不反对弟弟喝酒，只是希望他少喝，尤其不要喝醉。这要求多低，这希望多薄。他却只是笑，竖起一对早磨出茧子的耳朵，雷打不透，滴水不进。

白酒真害了弟弟，刚过61岁，就要了他的命。正所谓，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会最天涯。

前些天，路过王府井北口，不禁想起了当年，弟弟带我到那家小酒馆喝酒的情景。算一算，53年过去了，弟弟不在了，那个小酒馆也不在了。53年后，春天的阳光，吃凉不管酸，明晃晃地洒满了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