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在厂里“一吨锤”上干得正顺手，心里已经喜欢上了“一吨锤”和同组的工人们，认定自己今后的生活，跟“一吨锤”分不开了。孰料，车间突然调我去“六千吨水压机”，不去不行，这是厂里的安排。

这要先说说我所在的锻压车间的结构了：包括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热处理、粗加工、锻工五个部分，实际等于五个小车间。后来，改制变成三个分厂。单是六千吨水压机一部分，就有一万多平方米。全车间几个部分加在一起有上千名职工。按照那时的规定，超过千人的工厂，就算大型企业了。厂里像这样的大车间有四五个，规模小一些的还有七八个。

第一次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作为锻工的另一种风光。只要你手势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天车的长臂，就像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灵活地伸进上千摄氏度高温的炉膛，钳出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一百多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锻压、揉搓，坚硬的钢锭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却也痛快淋漓。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不可能体会到那份劳动的快乐。

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锻工别样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两年后，被提拔为甲班工段长。车间分三班，等于要负责三分之一的车间生产。多亏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了七八年，对锻造行业的生产技术流程已烂熟于心。又因被打入另册，为人处事谦和谨慎，这些年混下了一个不错的人缘，跟工人是真正打成一片了。有些特别熟的年长工人，甚至戏谑地叫我“四弟”。我在家切实排行老四，但他们是按《三国演义》里的排序，自比刘备。

在当工段长期间，有个三十万千瓦的发电机转子，要由六千吨水压机锻造。我接到厂部通知，去参加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受邀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与此同时，厂部任命我代理车间主任。为报答厂里的“知遇之恩”，只能拼命干了。当时，厂里的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重型机械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我也渴望为工厂效力，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也未必能回家一两次。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当年，厂里的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的订单在逐步兑现……每到接近月底，在厂部的生产调度会上，如果全厂当月的任务还差几十万或上百万元的产值没完成，管生产的副厂长就拍给我。对我们车间来说，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是难事，譬如六千吨水压机模锻高压锅炉的炉盖，“哐当”一下压出一个，价值五万元。

当时，我对钱的概念是分裂的，一种是虚的、模糊的，车间每月给国家创造产值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仿佛那不是钱，只是数字，是工作任务。只有每月发到自己手里的四十多元的工资才是真钱，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许多年后，我调到作家协会，看到编辑部的人为经费犯愁，曾忍不住发牢骚：当初，厂里若不调我出来，继续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家协会了。

随着车间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六千吨水压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华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大家伙，而且，是自己制造的，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们车间里来干。当然，也跟国家格外重视经济有关系，一些中外领导人也会到车间里来参观。这使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常常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故障。有一次天气不好，外国客人来参观时刮起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着从屋顶劈下来，差点儿造成事故。当时我吓坏了，事后，自己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一块一块地检查玻璃，把松动的和破损的全部更换。

还有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六千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领导很内行，当场问厂部负责人：“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我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近期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领导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领导走后，厂部随即让我们把急活赶完了就安排大修。

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检查设备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墙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儿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随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驰的救护车上。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救护车鸣叫着进了总医院，车门一开，见我穿着短裤自己从车上蹦下来了，围观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指指戳戳，他们大多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

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摔一下还难受。所幸，那时医院里患者很少，厂医领着我出这个门，进那个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说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厂。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穿这么少怎么去挤公共汽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男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送衣服。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撒手不管的。

也许，就因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一个多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房顶掉玻璃和关键时刻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白加黑”地一直干到1979年。直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通过机械局，先把我的档案调到了作家协会。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