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我的班主任张昭瑾老师教体育，她是著名朗诵艺术家瞿弦和的母亲，1950年第一批归国的华侨。瞿弦和的父亲瞿良是我党的早期革命者之一，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在白色恐怖下去往东南亚，在那里他认识了热情朴实的张昭瑾，二人结为伴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们俩就带着一儿一女回国了。

那时，瞿弦和还不到六岁，像个可爱的洋娃娃，弯弯曲曲的头发非常好看。我和同学去张老师家时，都见过他，因为比他大五六岁，所以把他当成小弟弟。张老师也就三十一二岁，人称不上特别漂亮，但她在东南亚晒出来的黝黑面庞，加之常年教体育练就的健康体魄，让她显得魅力十足。更特别的是，虽然她刚从海外回来，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我就读的崇慈女中原来是教会学校，为典型的贵族女校，教课的大都是女老师，多从日本、美国留学归来。不少学生的家境比较优渥，经常穿着毛皮大衣，十六七岁连跳绳都不会。张老师来校时，好像国家刚接收这所私立学校，她真的适合做班主任——不仅爱护学生，也非常懂教育。除了教体育，她还特别注重培养我们勤劳朴素的品德，帮助一些同学改掉啥也不会、啥也不干的大小姐脾气。

我有个同学叫乔先厚，她家里比较困难，张老师安排寒假家访时，决定带我同往。她问我会不会骑车，我说不会，张老师说：“我教你，一天就能学会。”

就这样，张老师和我回了姑姑家（我来京住校，父母和爷爷、奶奶还在上海）。她问姑姑家里是否有空闲的车，姑姑说有一辆坤车，张老师开心极了，对我说：“我来教你。”年轻人学什么都快，在姑姑家的院子里，大概十分钟，张老师教会我上下车。不到半天，我就能自如地转圈、行走，当天便学会骑车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在姑姑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张老师带我出了门，从东四五条骑车到北新桥。当时没有私家车，连行人都少，谁料我一下子就扭进有轨电车的轨道，怎么这么巧，车胎卡在轨道里，我坐在车座上下不来，只得大声呼救……张老师见状急忙跳下自行车，将车停在人行道上，先把我抢下来，再把车从轨道里拔出。然后，我们继续骑车往前走。

快到了，老远我就看见乔先厚正晃晃悠悠、颤颤巍巍地挑着一担水往家走。张老师停好自行车，疾步过去，帮她卸下挑子，两人一人拿一个桶，提回屋。

张老师回头对我说：“看到了吗？她只比你大两岁，父亲去世早，奶奶年老，妈妈的身体又不好，十四岁就操持家务，你行吗？你要多帮家里干活，虽然家里的条件好，也得勤俭节约。你掀开锅看看她们家吃什么？”

正说着，就听见乔先厚喊：“妈，窝头热了吧？”

张老师带我去家访的情形，至今我都记得。大学毕业后我主动申请到尚未通水电的郊区工作，中年克服家庭变故带大两个孩子，晚年虽身体虚弱仍坚持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这都与张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育有关。

曾有二十多年，我和张老师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劲松一中工作，校传达室告诉我有位约莫六十岁的妇女正在传达室等我，我跑出来看到是张老师，惊讶极了……之后，住在劲松东里的我和住在劲松西里的张老师又联系上了，我经常去看她，瞿弦和的女儿也经常到我家找我女儿玩。可没过多久，1984年，张老师查出了癌症。

当时，瞿弦和已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他整天蹬个平板儿车，这样方便带母亲看病。原本医生断定张老师的生命只能维持几个月，但在学生的热心帮助和亲属的悉心照料下，她的生命延续了两年多。一天，瞿弦和正在舞台上演出，张老师走了，他因为母亲临终时没有在身边陪伴而倍感遗憾和愧疚。

瞿弦和赶到学校，将张老师病逝的消息告诉我。我手捧一束菊花，献在张老师的遗像前。

后来，瞿弦和对我说，他们家的家训是“业精于勤”，这四个字不仅是张老师的生动写照，也是她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