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太行山的夏天是在觊觎成熟的小麦的香气里到来的。当沉甸甸的麦穗翻卷着犹如海浪一般扑向你时，瞬间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夏天来了！

热辣辣的太阳被午后的黑云飞速遮挡，一阵风起，万木飘摇，天空传来隆隆雷声，一场瓢泼大雨瞬间而至。麦收时节总伴着这样的雷雨天气，所以故乡人称收麦为“龙口夺食”。我曾亲历过大雨连阴。一片一片被风吹倒的麦子歪七扭八倒伏着，弥漫着植物尸体的腐烂气息，麦秆早已沤黑发霉。雨过天晴，农人嘴角的惋惜含着欲哭无泪的无奈。

“鹏丽，鹏霞……拿上镰，跟我去割麦子。”母亲在院子里点将一样喊我们的名字。那是1984年的麦收时节，剪着短发穿着白底蓝碎花衬衣的母亲那年43岁。

春忙夏忙，坐家绣女下床。记忆里的母亲，总忙得像飞速旋转的陀螺。承包田里种上了玉茭、粟子，麦田里插种红豆、芸豆、豇豆，锄过玉茭地的草，间过粟田的苗，金黄的麦浪已经开水锅一样在夏风里翻滚。多少年，多少回，我们跟屁虫一样扯着扛着锄头回家的母亲的衣角，口里念经一样喊着“肚饥了”。母亲放下锄头，走进屋内，从墙上高挂的簸箩里拿出一个褐色的糠窝窝或者麸馍馍递给我们——僵硬的糠窝窝一咬一排白牙印，使劲嚼，粗糙的糠皮仿佛粘在了口里难以下咽。饥饿的我们掉着眼泪。如今，承包田里的麦子成熟了，那是雪白的馒头，是面条，是油果子，是我们不再跟着母亲喊饿。

镰刀被磨刀石打磨掉一年的锈色。黎明的霞光中，我和没有睡醒的二姐走向麦田。我家分到土地的第一年，南河地种了麦子。尽管当时我们不过十多岁，但已经学会了母亲的割麦技巧：弯下腰去，左手一搂，一大捧带着麦穗的麦秆已经成怀中之物。搂麦的同时，轻轻将这捧麦秆向前推，右手的镰刀抵达麦秆根部。麦秆向前，镰刀向后，向身体的方向用力拉，伴随清脆的断裂声，一捧麦秆已经离开大地落在手里。一搂一推手起刀落之间，要配合得非常娴熟。一着不慎，很可能就要吃亏。我的左手大拇指上有一道伴随我一生的疤痕，就是当年割麦子留下的。刀没有准确落在麦秆上，却落到了手指间，于是大拇指被割出一个大口子。

二姐割麦没有我快。她单膝跪在地上，割一刀挪一下膝盖。她不习惯弯腰，觉得腰疼。母亲说，杀猪杀尾巴，个人有个人的拿法。好汉怕有个小帮手，只要二姐坚持不懈，也能出活儿。二姐干活不说话，咬着嘴唇，下的是狠劲。在姐妹几个中，二姐算最能吃苦的。

太阳升起来，麦穗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僵硬而锋芒毕露。俗语说：针尖对麦芒，可见麦芒的锐利。割麦人挥汗如雨，锋利的麦芒却常让他们打消脱衣服的念头。当然，也有不怕麦芒的汉子，大太阳底下，裸着古铜色的肌肤，任麦芒在他们的身上胡乱冲撞，留下一片片荨麻疹一般的伤痕。

割倒的麦子几步远放一堆，最后扎成一捆一捆。为了收麦，父亲找木匠做了一辆小平车。父亲因为要上班，母亲成了小平车的唯一“驾驶员”。母亲带着我们把麦子装车，麦穗朝里，麦秆向外，一层一层垛，装得高高的，大约一人高，看起来摇摇欲坠了，才拉到麦场上去。

平车前面拴有一根核桃粗的麻绳，麻绳长过两个车把，一头挽一个环。母亲把胳膊从麻绳的环里穿过去，两手抓起车把，头低下去，脚使劲蹬地，比人还高的装满麦穗的平车开始向打麦场进发。满满一车麦子，从后面看，只能看到车，看不到并不高大的母亲，似乎是载着麦穗的车在自己跑。

打麦场一般在村边，早早就有人用拖拉机拉着碾子碾平了。一家一家的麦子拉到麦场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那几日，打麦的机器昼夜轰鸣，麦穗被吞入机器时有刺耳的声音传来。脱掉皮的麦粒落在机器下面，皮被吹向一旁。麦秆经过压缩被挤成扁扁的，没有了锋芒。

打麦场是儿童的乐园。城市里有游乐场，但对于乡村里长大的孩子，游乐场是遥远的未知。女孩子矜持一些，十多岁的男孩子在麦秸堆里藏猫猫或者“蹦高高”，像疯子一般上蹿下跳。每当听到《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我就想起曾经的打麦场。秋天打谷子时虽有谷堆，但那时天气已凉，秋虫声声中，各家打完了谷子都赶紧回家了，远不如夏日的打麦场热闹。当热辣辣的太阳隐下山去，当晚风吹凉的夜色伴随树木的黑影来临，这时才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最好的休闲时间。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幅场景我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熟悉的是，我曾经在这样的场景中翻过跟斗，打过滚；陌生的是，熟悉的场景并没有歌声中的恬静。大家都在劳作。没有轮到我家时，我看守家里的麦堆，以防有人“乱拖乱拽”。轮到我家时，母亲大声吆喝我：“鹏霞，快装布袋来——撑住布袋！”头上沾着几截麦秸的我赶紧跑向机器。别人帮母亲把装了麦子的麻袋装在平车上。依旧是母亲拉着平车送回家里。

打下的麦子，一袋一袋堆积在堂屋内。母亲会一遍一遍清点袋子的数量，就像贪财的地主清点一坨坨银锭子。母亲眉眼里都是灿烂的笑容。那些麦子是我们喜欢的白面馒头，是一拉一大把的扯面，是白净的饺子皮。记得有一年冬天的夜里，母亲去大队分粮食，一直到后半夜才回来。母亲去时额外带了一个箩头。回来时，箩头放在小推车里，箩头里放着十几个玉米穗子。等待分粮食的那夜，我们是兴奋的，有了粮食就可以吃饱肚子啊。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家竟只分来十几个玉米穗子。暗夜藏起了母亲的羞涩，她一边从车上拿下箩头，一边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解释：咱家就妈一个劳力，劳力少，所以分得少……

麦子打下来，并不意味着麦收结束。那时候，我家西边的村子白家沟有一个造纸厂。造纸厂需要麦秸做原料，每年夏收后会向四周的乡村收购麦秸。村里的男人用平车拉了麦秸去卖，一车三毛钱。要强的母亲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喊了我：“走，跟妈去卖麦秸！”

母亲不歇晌，她得抓紧时间。造纸厂收够了一年需要的量就会停止收购。母亲自己装车，自己用麻绳捆绑。不大的平车，被母亲装得高高的，像一个移动的方方正正的麦秸堆。母亲拉着平车，我跟在旁边，小跑步才能追上母亲。母亲低着头，像一头拉车的牛，绳索深深嵌进薄薄衬衣下的肉里。我看到汗水在母亲红黑的脸上流淌，看到母亲的衬衣被汗水打湿，看到母亲肩膀上血红的勒痕，看到一生未戴过胸罩的母亲，两只哺育我们的乳房在胸前不停地晃动……43岁的母亲那时是多么有力量啊！

从村里的打麦场到那个村庄大约七八里路。记忆中那段路是那么长。我对母亲说：“妈，渴死了！”母亲气喘吁吁，听到我喊渴，从麦秸中偏过头看看我说：“等会儿卖了麦秸，给你买个冰棍吃。”

卖秸秆的人很多，一车车秸秆排着队。我们在烈日下等着，跟着人流一点点挪动。 终于等到我们入场时，母亲跟收麦秸的工作人员吵起来：“为什么男人一车三毛，而我一车是两毛？”收麦秸的人说，“你也不瞧瞧，你一个女人，也给你三毛？”“女的就拉得少？”母亲很想让收麦秸的人好好看看，她并没有偷工减料，并没有比男人拉的麦秸少，但收麦秸的人并不容母亲辩解，喊着：“不愿意卖就拉走，想卖的人多的是！下一位！”母亲在后面男人们的哄笑中接过两毛钱，用衣袖擦一把额头的汗，紧紧抿着嘴，低头去卸车。

我舔着干裂的嘴唇，紧紧跟着母亲，再没敢提让母亲买冰棍的事，尽管一个冰棍只有两分钱。

割了麦子，卖了麦秸，母亲要做的还有晾晒麦子。天晴好时，母亲就把村里的空地扫干净，把一袋袋麦子拖出来，铺开，晾晒。晾晒是极操心的。麦收时节雷雨多，如果家里没人看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可能把晾晒的麦子冲得稀里哗啦，导致颗粒无收。

麦子一般需要晾晒三四天。父亲用木板做了一个木耙，用来把麦子摊平。我和妹妹们都喜欢干这个活儿，过一会儿就用木耙耙耙麦子，看耙子在麦子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晾晒好的麦子要趁热装缸，用泥巴封住缸口，这样可以保证麦子不被“铁嘴油子”（一种粮食虫）打坏。

岁月多快啊。如今，我已经比当年拉着平车卖麦秸的母亲还要老许多了。而母亲如今已经81岁。母亲依然向往着田野，就像她一直深爱粮食。尽管她风烛残年的身体隔三差五就需要我买几百块钱的药来“校正”。

现在母亲每日都会坐在院外的石头上，股骨头骨折后不能离开的拐杖放在一旁，用浑浊的眼睛看人来人往。母亲的头发雪花一样白,沟壑纵横的脸依旧像年轻时一样黑，格外黑的还有她鬓角的老年斑。雪白的馒头，如今母亲只能吃四分之一。母亲昔日强壮的身体，如今佝偻着，那么瘦小，仿佛谷田里吓唬鸟雀的假人，衣服空荡荡地飘。

窗外隆隆的雷声传来，我已经不再条件反射一样担心晾晒的小麦需要赶紧收起来。我家的承包田还在，但被无偿送给邻居种了。母亲当然不舍，但不舍终究抵不过年迈的无奈。

已经有多少年没再割过小麦了？我大拇指上的伤痕犹在，可故乡的田野上，连小麦的影子几乎都找不到了。很少有人种麦子了。这个时节，到处是拔节的玉米。种玉米省事。如今的乡村，吃白面跟城里人一样，只需到粮店去卖。很多年轻人根本没见过小麦，分不清麦苗与韭菜。他们认为小麦生来就是白的，粮食似乎是从粮店里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