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随《苏辛词说》读到这样一段轶事：玄奘法师在西天时，看见一柄东土扇子，就生病了。另一个僧人听说了，赞叹道：“好一个多情底和尚。”

见东土扇子而生病，如果玄奘在那时写诗，当是一首千古绝唱；如果他给长安故旧修书，也会是一封感人的书信。而他什么都没有写，他用一场病来对内心的情感作了最好的抒发。这位高僧也是一位诗人，一位艺术家。

至情之人就是这样，感情到了这步田地，还是克制住，该写也不写；现实中许多人却正相反，不该写，猛写。

读一些作品的感觉很奇怪。不能说作者写得不好，意思也说不出什么不对的，知识和逻辑好像也没有什么硬伤。但就是让人感到明显的失望和出于礼貌通常不可明言的厌倦。

我总是忍不住产生一个疑问：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呢？明明没有感情的内驱力。抒情者，必须有了“情”才“抒”，他是为了“抒”而作“有情”状。这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事实上，作者毫无感情的驱使，他明明可以不写的，世界上也没有必要多这样一篇（一批）无瑕疵亦无价值的文字成品。

顾随在《宋诗说略》中说：“诗应为自己内心真正感生出来，虽与古人合亦无关。不然虽与古人不合亦非真诗。”既然诗有“真诗”与“非真诗”之分，那么散文也有“真散文”与“假散文”之别了。

不要说大江大河，许多小溪，都能在“万山不许”的情况下曲折奔出。水到哪里，哪里就是水的路径，“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那才是真诗，真文章，真文学。

“情之至者文亦至。”有情，就是水已经天然存在，不需要等待“天落水”甚至祈雨；情深，则水量丰沛。况且人还往往因各种原因而忍耐克制，或者一时之间无力诉说无法表达，则感情成了水库，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水位越积越高，有朝一日终于开闸或者堤坝溃决，丰沛的感情之水从高处奔涌而下，这种表达是生命的必需，泣血一声便是天下同哭，无语凝噎足令四海凄凉，何曾需要借助技巧的经营和修辞的力量？

情深，则流畅是澎湃，冷涩是沉郁，凌乱是顿挫，半含半露成了若悲若讽，戛然而止自有无限余味。情深，则表达就不成问题。

“情之至者文亦至。”“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可以反过来说：那些文不至、语不佳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因为情不至，情不深。那些不堪卒读的文字，大多数是因为感情不足。感情不足，本不该写，他偏偏假装有情，偏偏写，难道以为可以骗得过读者？

顾随在讲课时曾说：黄庭坚、杨万里的诗不动人，“盖其出发点即理智，乃压下感情写的”，叶嘉莹当场在听课笔记上写下不同意见：“莹认为是感情根本不足。”（《中国古典诗词感发》138页注解）

许多作品之所以不成功，不感人，恰恰病在“无情”。灵府枯贫、感情不足、没话找话，写出来肯定没有生命力；自己都不动情，写了，也不会感人。和技巧无关，也无法修改、打磨，问题出在叶嘉莹所说的：感情根本不足。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开头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杜甫的诗为什么能流传不衰？因为“动”的首先是诗人的心，然后，才“动”四方，“动”天地，再然后，是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

自己不感动，自己没感觉，就不应该硬写，也不应该敷衍地写。没感觉时不硬写，不动感情时不随便写，这是文学作品“真”的第一步。

真实感情的水源和流量，远远比水渠重要。没有水源，就不必挖水渠（探讨写作技巧），而应该先去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