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诗很少，但读到一首好诗，总会把诗中写的人物想象成自己，好像是诗人专门为我而写。诗仿佛一池清水，让我忍不住像一只憨头憨脑的猴子，跳将进去，可以捞到水中的月亮。我知道这很可笑，我却总是这样的可笑，即使如今已变老。

北大荒四月田野

忧伤有毒

我喜欢读阿赫玛托娃的诗，其中有两首让我难忘，一首是《今天没有我的信》（董树丛译）：

今天没有我的信，许是他忘写了，或是走了；春天银铃般的笑声在啼啭，船只在港湾里漂荡，摇晃，今天没有我的信……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如此多情的，温柔的我的他，可那是白色的冬季，如今已是春，春天的忧伤有毒，不久前他还和我在一起……

在这诗里，仿佛有我。不是在白色的冬季，是在55年前，1968年的夏天。

我去北大荒的前一天晚上，她来到我家。记忆是那么清晰，我煞有其事地读了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给她听。静静的小屋里，她坐在我对面，听得那么认真，明亮的眸子闪着光。我送她出门时，已经夜深。站在大院门口，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街上空无一人，我并没有感到夏天的风多么酷热，只看到街灯凄清地亮着，灯光洒在地上，像一层灰蒙蒙的轻霜。她家就住在我家大院的斜对门，几步的道，当时哪里想到此一别竟会是那么的遥远。

那天的夜晚，她还和我在一起。而且，她对我说：明天，我到火车站送你。

可是，第二天，她没有来。7月酷热的中午，火车无情地驶出北京站。

我到北大荒的那年秋天，接到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她是从街坊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她告诉我她也到了北大荒。我这才知道，就在我去北大荒的那天凌晨，她家突遭变故，她去了哈尔滨父亲的老战友家。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在地图上寻找她所在的地方，发现尽管我们同在北大荒，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竟然相隔那样遥远，遥远得让我叹气。

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回信。毕竟我们是从小学开始的友情，终于又联系上了，没有像断线的风筝，在乱世的风中不知所终。读高一时，她住校，我们几乎每周往返通一次信。长长的信如长长的流水，蔓延过高中3年时光，湿润了我们青春时节的心情和感情。写信，回信，盼信，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和生活必不可少的盐分。

可是，这一次信寄出，没有回信。

我几乎天天等她的回信，盼望着能快点儿收到回信。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通讯员，每天到农场场部的邮局取信。收工后，我守在村口大道上，辉煌落日光芒里，秋收后的田野空荡荡，了无边际，寂寞无着地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在心里空旷地响着回声。远远看见通讯员走来，我大声招呼他，问他有没有我的信。可是，今天没有我的信。

我以为，我写的信阴差阳错没有寄到她那里，于是又写了一封信。依然没有回信。

等了好久，等到了白色的冬季。我又写了一封信，心想，事不过三，如果还没有回信，就不再写信了。

依然没有回信。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回信，许是她忘写了，或走了。可为什么她忘写了呢？又会走到哪儿去了呢？北大荒，茫茫的北大荒，白雪皑皑，覆盖着无边的田野。夜晚，知青宿舍里，有人唱起了忧郁的《三套车》。

第二年开春，我在播种机上播种。播种机半机械化，是长长一排，中间有很多小孔，大豆的种子从这些漏斗一样的小孔里往翻耕后的泥土里漏下，像奶牛滴下一滴滴的乳汁。一台拖拉机在中间拉着，两个人站在播种机两头，不停往播种机里补充种子。开春的田野，麦田长出绿油油的麦苗，大道旁的野花怒放，蒲公英摇曳着小帽子，是北大荒最漂亮的季节。

那天，下着细细的毛毛雨，天地都变得朦朦胧胧。我站在播种机上，忽然看见大道上走来一个人，向我们队走去。那身影那么熟悉。我定睛细看，断定就是她。心里想，一定是因为她要来找我，所以才迟迟没给我写信，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立即跳下播种机，径直向大道跑过去。

不是她。我是那样的尴尬又那样的扫兴地走回播种机。当然，又那样可笑，那样狼狈。

北大荒4月开春的田野，忧伤有毒。

动荡的世风

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首诗《总有地方存在简单的生活》（董树丛译）写道：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着篱笆，同邻家姑娘倾谈，只有蜜蜂能捕捉那轻柔的话语。而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在苦涩的相逢里恪守礼仪，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

我在北大荒生活了6年。流年如水般逝去，偶尔会想起往事，往事如流水，又回溯眼前：家里昏黄灯光下读《西去列车的窗口》、空荡荡大院门口的依依分别、列车无情地驶出北京站7月酷热的站台、北大荒荒原上一天天等待着天边来信、开春时节傻子一样跳下播种机跑向雨蒙蒙的乡间大道……

也有这样的情景：队上的男女知青或知青和他们的恋人，隔着篱笆的倾谈，只有蜜蜂能捕捉到那最轻柔的话语。天暖时收工后的黄昏和夜晚，那么多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聚集在这样的荒原上，恋爱季节，是那样来势凶猛，不可阻拦。篱笆墙内外，便是城里公园的花前月下，一对对年轻人，重复着在城里恋爱一样的规定动作，渲染在那些黄昏和夜晚里。

那样的场景，常会让思念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飘飞到眼前。或者傻傻地幻想，那个隔着篱笆交谈的小伙和姑娘，就是我们。偏偏不是我们。

初恋，即便永远只能是无花果，却总是那样让人无可救药地铭记而自以为是地怀念，甚至自恋般自己感动自己。我离开北大荒之前，写了一篇散文《照相》，回忆了青春往事，并将文章主人公写成了她的名字。文章发表在复刊号《北方文学》上，怎么那么巧，恰恰被她看到了。那时，她在北大荒当老师，在学校阅览室里，翻看新到的报纸杂志时，看到了我的名字，进而在文章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断了线的风筝，这一次，真的飞了回来。

我回到北京的第3年，197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想想196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里告别，一晃，竟然整整8年过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写得多么好，在苦涩的相逢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得庄重而艰难”。难道，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劫后相逢吗？

她告诉我，我写给她的三封信，她都收到了。那时，她正和一个哈尔滨知青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给我写回信。在来我家的路上，她都在想该怎么说才好。我家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装着我父母姐弟和我的各种照片。这是她非常熟悉的。她坦诚地对我说：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看到镜框里有一个陌生姑娘的照片，自己的心就会安定一些。如果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我轻轻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敢说是“一阵轻率的风突然掠过，会吹断刚开始的交谈”。我只能说是动荡的世风，曾经吹断了很多参天大树，吹断刚开始的交谈，又算得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拿出高中3年她写给我的信，给她看。往事如风，一下子又吹拂在眼前，回忆如潮，不可能因时间相隔而干涸。

不过，我没有对她讲在北大荒给她写出三封信后，在生产队村头的大道边等候通讯员从场部邮局回来，一直没有等到她回信的失落情景；更没有说那年开春时节以为大道上走过的人是她，我竟然忘乎所以从播种机上跳下来，向雨蒙蒙的大道跑去的情景。是的，那实在太可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我的信。”那个今天，是诗里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

从今天起，又有了我的信。她回到哈尔滨，开始给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