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辽南的一个县文化馆工作过两年多。那是四十多年前，我才二十出头。刚入职的时候，正赶上人事变动，新上任的馆长是牛正江，在文化界有些名气。馆里有三十多人，下设创作组、曲艺组、美术组、摄影组、文物组。我的主要任务是随两位老师搞创作，顺便编一张文艺小报。牛馆长是老创作员，六十年代中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二人转作品而出名。那时候他五十多岁，满脸皱纹，瘦瘦的身材，嘴里叼着一个大烟斗。平时话少，见人很谦和，点头微笑着。主持会议时，也很谨慎，不太愿意表态。因为老实，对于复杂问题常常是绕着圈子走，现在想来，这与他的经历大概有关。

老牛虽然软，审稿子却比较严，创作组的同志于是有点意见。那时候思想解放的风吹来，新的审美被青年人所喜爱。但时髦的东西有时摸不准，易出现争议。他总是与大家商量，能否再持重一点，不要冒进。我那时候满脑子外国文学，对于乡俗的东西不太喜欢。但老牛说，咱们的小报，就是要有点泥土气，要到乡下走走，搜集点民间的文学来才好。

那几年我没少跑乡下，见了一些业余作者，发现他们几乎都认识老牛，自称是他的学生。老牛自1950年起，就是创作辅导员，影响了几代人。大家都佩服他的学识，视其为知古明今的人物。有一年的春节，我到一个公社去了解文化活动的情况，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正在排演新编的拉场戏，演的是老牛帮助一个作者改编的作品。一棵大树下，搭起一个不大的台子，下面上百个村民安静地坐着。锣鼓响起，演员很灵动地穿来穿去，唱腔亦美，众人的感情，都被调动了起来。

创作组都是搞戏曲的，张老师、刘兄都有好的作品，特别是刘兄的影调戏创作，在国内属于一流的。我不太懂戏曲，但慢慢地还是想写一点什么。不久也写了一个评剧剧本《山枣树下》，农村题材，叙述的是七十年代乡下人的故事。老牛看了，觉得不行，但怕打击我的积极性，就说慢慢改，把学生腔抹掉就好。后来给创作组的老师看，他们都是相似的意见。我这才感到，自己是悬在空中，不接地气，不由得也为自己着急。

馆里有几位奇怪的人，一位叫老杨的，名字忘记了，是负责文物调查的，老牛和他聊天时，总说些几个古镇的庙宇与碑碣之事。杨老师有些坎坷，曾下放在乡下多年，走遍了县里许多地方，摸清了许多古物的遗存分布。印象里，老杨醉心的那些古董之类，大家都不感兴趣，觉得有点遗老气。但老牛不这样看，馆里开会的时候，就强调大家下乡时，留意一下民风和汉代以来的文物，如果发现，要及时报告云云。

有一次我和老牛去复州古城开会，一路上听他讲古城的沿革，有滋有味。我在古城生活多年，对于胡同内外的历史知之甚少。但老牛如数家珍。他搜集了许多历史材料，所到之处，都要作点记录。城里有个说评书的，与老牛熟，他肚子里那些明清的传说，都被老牛写到本子上了。还有一个民国期间有名的二人转演员，艺林掌故很多，也被老牛注意到了。他看重民间遗存，对于当时时髦的演出不以为然，以为是轻飘的东西。但因为过于关注本土的东西，便对于新的事物，显得不太敏感，作品也还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理念里。我那时唯新是求，对于他的许多话，还是不能理解的。

八十年代初，省里号召整理民间文化沿革，文化馆的人才意识到老牛学问的价值。不过大家都是对付一下，并不认真。他却是一点点做起的，史料爬梳，田野调查都有。我发现他对于隋唐时期的文物有些感受，这些在辽南很多。我们编的那张小报上，刊登了不少介绍文章，想起来一部分与他的理念有关。我还随着几位搞音乐的老师到山里找老的艺人录下不少旧二人转的曲词，调子都有点土，有的地方甚至有些不雅。回来放给大家听，老牛说，去伪存真，留瓤破壳，还是有价值的。

我青年的时候好高骛远，觉得在土洋之间，后者才是最该补课的吧。不久去念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的文物部门工作。那时候已经受过一点专业训练，接触了些地方史研究专家，恍然感到，早期的工作经历，对于自己不无益处。确切地说，对于乡俗的认识，是从文化馆的时代开始的。只是那时候年轻，并未细致研究过地方志与风俗史，说起来十分遗憾。这期间写过不少家乡的文章，参考的都是老牛的文章。手里有一本县政协内部出版的《复州史话》，就是这位老馆长所作。他还写过《复州往事》《复州城南牛氏谱书》《牛正江文艺作品选》等书，对于辽南风土人情，多有记录。有些话题很偏，比如古建演变、山川草木、辽代城池、窑业、农业税、度量衡、伪满洲国的殖民方式等，介绍得清清楚楚。

印象里他受过很好的古文训练，解放前也教过书。但他身上没有士大夫气，带有一点民间艺人的真气。他写的书，远离着桐城派的调子，在什么地方是受到赵树理的暗示。老牛对于旧学是下过一番工夫的，比如复州城的历史，是他最早系统整理出来的，从战国的燕国辽东郡，说到三国，又言及契丹之音，还有明永乐以来的烟云。又据《全辽志》《奉天通志》《盛京通志》《复县县志》考证的复州城池原貌，是后人了解古城的主要依据。还有一些野史的资料，互相参证，很少虚言，娓娓道来之间，杂趣缭绕。

有时候翻阅他的书，就感到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其文字融文人笔记、民间传说为一体，记录了许多被遗漏的往事。比如娘娘宫地区的戏楼，复州湾的盐业，大岗寨的瓷窑，羊官堡的烽火台，都有不少旧岁风雨，一些传说也含有被时光掩埋的爱恨。有些旧事，倘不是他整理过，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比如日寇占领辽南期间的罪恶，民间的抗日运动等，他勾勒了许多。侵略者怎样掠夺粘土矿、煤矿，“阿部开垦团”如何强占土地，以欺骗的手段剥夺农民的权利，都是近代史不能忘记的一页。老牛对于史书没有记载的东西格外注意，《复州史话》不都是野史演绎，多带真迹。比如对于辛亥革命期间的风云的记录，就有血有泪，所写的几位烈士，形象逼真。文章靠文物说话，借考证思索，飘散的烟云，在其文字里凝成一幅幅可感的画面。就我所读的乡邦文献而言，他的书真的属于上品。

在101岁的时候，老牛写了一本回忆录，仅仅留给几个孩子看，没有流布的意思。那后记写道：

古语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此话不假，我是深有体会。我今年已逾百岁，到了期颐之年，脑力减弱，体力衰退，提笔忘字，写句话能漏好几个字。我写文章是学习文言打下的基础。改写白话后，经常出现文言的痕迹。因此有的词语就有了生涩的感觉……

我写这本回忆录，不出版，只想打印十几本供给子女阅读，知我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可以了。

老牛于前几日安静地离开世界，终年102岁。按照乡俗的理解，算是“福寿全归”。古人说：“习之有常，养之有素”，是不凡之人，这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誉之不喜，毁之不怒”的民间文学写作者。在变动的时代，一直保持自己的本色，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一般人写作品，不免有点表演的欲望，说大一点，乃欲博得一个虚名，想起来，我自己也不能免俗。但老牛却甘于平淡，文字呢，多是写给山里的百姓，和身边的孩子。我从他儿子传给我的文字那里，看到了老人超俗的一面。不求功名，过惯了简朴的生活。那结果是，其文简，其心静，其意真。读他的文章，忽觉得一些流行的文章多为陈词，要在那表演的文字里看到存在的本原，大抵是难的。这个世间，有些不想藏之名山的笔墨，却真的有传之后人的价值。看看古来一些的乡贤著述，多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