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提升红高粱文化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中国艺术报社、山东省作家协会、中共高密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了红高粱之约·“回龙吟”杯首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散文季征稿活动。征稿活动启动后，组委会共收到投稿散文作品670篇。经组委会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认真严谨的审读，共推选出优秀散文作品60篇。其中，第一批优秀作品3篇，第二批优秀作品7篇，第三批优秀作品20篇，入选优秀作品30篇。这些作品紧扣征稿主题，深入挖掘高密深厚的乡土文化以及相关传统生产生活习俗，传播文明新风和中华传统美德，传递积极人生追求和健康生活情趣。

经主办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现刊发获奖文章，以飨读者。

文化“酒国”的历史密码

张玮

一，作为“酒国”象征的高密东北乡

很多时候，历史就像调皮的孩子玩耍的拼图游戏，乍一看，一块块拼图似乎最初只是偶然地碰触到了一起，不经意间，一块接着一块，似乎也只是偶然地碰触成了一块大一点的拼图，你并不觉得其中藏着任何密码或悬念，然而，不经意之间，慢慢的，当所有拼图终于纹丝合缝地拼接成了人们眼前完整的现实时，你不禁张圆了嘴巴，一个关于高密乡的“酒国”传奇就“这样”魔术般地诞生了。

谁知盏中酒，滴滴皆传奇！当我们把时间线拉回1987年，一个看上去并不怎么出奇的年份，这个酒国传奇的第一滴原浆是由两个同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同酝酿出来的，刚刚开始拍电影的张艺谋探访创作小说不久的莫言，两个本来毫无交集的电影青年和文学青年一拍即合，他们当时喝没喝酒没有回忆录记载，但他们自己也恐怕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一个将成为名垂中国电影史的电影大师，一个将在25年后获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冥冥中是不是有一个神灵让他们如地下党一般接了个头？于是高密东北乡从中国众多平凡无奇的乡野中特立独行起来，成为装满传奇故事的“酒国”。

不管怎么说，是电影图像和小说文字这两种现代媒介的结合，缔造了高密东北乡的“酒国”传奇。从张艺谋找到莫言买下《红高粱家族》的版权的那一天开始，电影《红高粱》横空出世，火到德国金熊奖第一次欣欣然地甘愿被黄皮肤的中国人捧在手里，也使得莫言的红高粱一下子跳出了文学的圈子，为更多刚刚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国人所熟知。莫言的名字起得真是好！或许冥冥之中，“酒国”就需要一个叫做莫言的作家来敲开其锁闭已久的大门。文学和电影的神奇联姻，反复酿造，居然揭示了中国酒文化一个掩盖了5000年的秘密：高密。

东北乡里有一个中国的“酒国”。恐怕就连茅台、五粮液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揭秘时刻。一想到高密，人们就会想起电影《红高粱》中那漫山遍野的红高粱林，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团团烈焰；走近了看，它们丝毫不像人类种植的一般植物，那么低声下气，它们高高地挤在一起，根部深深地扎在黄土地里，一点都不小家碧玉，他们就像电影中巩俐主演的那美丽但绝不柔弱的九儿，耐涝耐旱野蛮生长，洋溢着一股子原始、自由、淳朴、野性的气息。

你不禁立即恍然大悟，并不是电影和文学凭空制造出了一个只存在于想像中的文学酒国，正是高密这块大地自然而然就生发出了一个看似魔幻的现实主义般的酒国。它的气象与魂魄其实无时无刻不都活跃在这一颗颗、一簇簇高大挺拔的红高粱里了！无论是个体还是一群，它们都是那么顽强与洒脱，茁壮而挺拔，自由自在地矗立在黄土地上。

不难想象，这样的红高粱酿造出来的酒就本该是那酒国的原浆酒，本该就有的那火一般红高粱酒的元气充沛的气息，本该就有那来自高密乡野土地原汁原味的芬芳，一碗下去，顿觉浑身洋溢着洗经濯髓般的阳刚之气。

二，厚德载物，孕育出人杰地灵的“酒国”文化

处于齐鲁大地怀抱中的高密乡，自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齐鲁大地与高密乡的酒文化也是中国悠久绵长的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抒发性灵见长的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将孔子推选为酒之饮宗，在《觞政·八之祭》中言：“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就已经具有了底蕴深厚的酒文化，并且，孔子“以礼说酒”可谓是构成了中国酒文化的根与灵魂，对于从小就熟读《诗经》《礼记》《论语》的中国人来说，其中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礼制思想对于中国酒文化的深刻影响。

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对于酒文化的礼制，扩大了它的社会容量与酒文化格局，将之变得更有人情味。孟子所推崇的酒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民本与亲民主义的酒文化，倡导人君与臣子的世俗道义与仁德人格，也就更加贴近民间日常与民俗文化，他将民本思想，日常生活，孝敬观念，君民关系都结合到了中国的“酒德”文化之中。众所周知，一部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安邦的正统观念的历史，酒桌上的酒俗也同样受到儒家酒文化理念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孟子特别推崇“酒德”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古圣先贤的谆谆教诲。酒德之说，除了《诗经》之外，最早见于《尚书》，告诫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像桀纣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尚书·酒诰》可谓是集中体现了早期儒家关于酒德的理念。

因此，从三代的西周时期到今日之全球化的中国，中华酒文化浩浩荡荡跨越了3000多年。孔子“以礼规酒”和孟子“以德致酒”共同奠定古典中国的礼德化酒文化，延续至今构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的“礼酒”和“德酒”的“国酒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俗酒文化。无论是在国宴上，还是在今天老百姓的酒席上，这种“文化酒国”的基因与行为模式、尊卑主次、酒席秩序都被合乎规矩地完整传承与保留了下来，可以说，礼德化的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的根基。

在今天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大概唯有莫言的小说在描写饮酒场景与酒文化时最为活灵活现，深得中国酒文化的神采，这绝非偶然。这恰好是因为作家莫言从小就耳濡目染，深得齐鲁大地与高密乡酒文化的精髓。我甚至觉得，正是因为莫言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种既不出离于中国传统的﹑又自由洒脱的民俗酒文化精神与酒神般深厚的文学底蕴，才让他从众多候选作家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中国第一个文学诺贝尔奖。

因此，这多多少少要归功于，齐鲁大地上高密的酒文化是对中国酒文化传统传承与保存得最好的地域性酒文化，说高密东北乡是“酒国”，象征了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酒文化并不为过！而莫言就如同这“酒国”中的一尊文学酒神。

莫言的“酒国”之所以能称其为国，超脱了一般文学作品中酒徒式与文人式的酒文化与酒品的层次，正是因为骨子里具有这样的民族与国家意识高度的酒文化，正是因为血液里流淌着这样的具有如红高粱般韧劲十足且充满血性和阳刚之气的酒文化，高密东北乡自古以来人才辈出。

三，生命造化循环往复的乡俗“酒国”

千百年来，中国的乡野一直是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礼俗社会与人情社会，中国的酒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礼俗人情社会中孕育，发展与存续着，乡俗“酒国”里始终是古典中国自然乡野及其生命造化的循环往复。

同农村乡土及其乡俗的联系总是第一位的，这样一种乡俗“酒国”必然也是一种维护生命活性的礼俗式酒文化，在其中，俗情与礼德浑然交融，礼的人情化与情的世俗化构成了乡俗“酒国”的两大动力。因此，乡俗节日与红白喜事送礼首选送酒，酒是传达人情建立人情加固人情被认为是礼俗社会人情社会中最可靠的硬通货，而情只有在乡俗酒席上的觥筹交错与行酒令中才能找到它最恰当的位置。

对于民间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养作息才是第一位的，酒天然就是生命本位的，无论生活如何辛酸苦辣，苦中作乐的最佳者非酒莫属。这和文人饮酒作乐有所不同。文人往往更多地用儒家出世之道来建立自己生命的轴心，在出世入世的进退两难之间，又怎能少的了酒呢？可是，遭遇出世挫折或者儒教信念变得幻灭的文人反而更容易酒入愁肠，丧失了饮酒的分寸，反而是民间老百姓更能和酒建立一种更低调更朴实稳重的关系；不事生产甚至鄙视劳力者的低贱营生，同大地割裂而将生命依托于更为虚幻的观念的文人也很难真心地将酒当作源出于土地的馈赠，而只是当作一种聊将杯酒长精神的﹑排遣心事的工具，这样，他们无论是在酒之道还是酒之日用上都反而远离了生命造化的真精神，与酒的生命造化循环往复的精魂反而隔膜了起来。近乡情怯，这是一种归老返乡却已和故地乡俗疏远太久的文人固有的失落感，几杯故乡酿造的高粱酒是否能够填满呢？

还有什么比用故乡最具元气最接地气的粮食酿造的酒更能安抚一颗游子的心呢？无疑，这样一种扎根于乡土之俗的酒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具生命循环活性与有机性的。在乡野四季自然轮回的土地上，它也顺乎天理人情地应承着人世间生命活性最为自然的循环与转化。

当那红彤彤的、充满元气与自然有机生命力的红高粱被酿造为酒的时候，那生生不息的大地母亲就如同呵出了一团生命的造化之元，那些在酒桌上纵酒狂欢的人最能体验到这一点，这团造化之元如一团火，是大地母亲馈赠给人间最质朴的，也最具滋养的生命活性能量。这也许可以解释莫言为何文学创造力如此充沛，酒国之生命感性在他的小说里表达得如此充沛，以至于觉得他笔下的文字就如同结伴成群半夜过河的精灵小妖，你敢说这高密东北乡就不是中国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未曾长久生活在高密乡的其他任何作家都难以拥有难以领悟的乡土秘语，它只在黑夜的高密大地上向拥有童心的作家倾吐它的秘密。正如莫言在获得2012年茅盾文学奖后所说：“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何以莫言有底气将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之缩影的“野心”？这秘密，我直觉，这恰恰是隐藏在高密日常生活中的“酒国”所赐。

黄土地上倔强生长的红高粱，赋予了高密人莫言一种酒神式的独特气质，它也赋予作家一种酒神式的身体滋养。我们这些异乡人通过莫言的小说，作为一名游客，去高密东北乡里走一走，去那些氤氲着红高粱酒香的乡间小路上且听风吟，是不是会距离这“酒国”更近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