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廉吏可为而不可为”，清官是不好当的。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人，既是上下公认的清官，刚直不阿，廉顽立懦，又能一生顺风顺水，福荫子孙，累代显荣。

话说安徽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庐州城有护城河，其中的一段谓之“包河”。包河，在全国有好几处，但凡称之为“包河”的，都与北宋名臣包拯有关。

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包拯登进士第，从州县累迁至于二府。嘉祐七年，包拯在枢密副使任上去世，年六十四。噩耗传出，仁宗皇帝“幸其第临奠，辍视朝一日”，“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逝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嘉祐八年，包拯灵柩由其女婿护送回老家合肥，安葬在包氏家族墓地。

包拯去世后的第四年，乡人于庐州老城区兴化寺专门建祠堂纪念，后屡有改建迁建。现在位于包河小洲“香花墩”上的包孝肃公祠，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捐资白银2800两重建。合肥至今流传一句佳话：“包家祠堂，李家修。”

1973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出土了包拯遗骨及其墓志铭，还有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1987年，遗骨移葬至包公祠旁，按宋制修建，全称“包孝肃公墓园”。

以“孝肃”概括包拯的一生，可谓经典。

包拯始以“孝”闻于州闾。考中进士后，怜惜父母年高，乐处乡里，不欲远去，遂解官终养；父母善终，服丧除，越10年，39岁方出仕。

出仕后，以“肃”著称。包拯一生担任的职位不下20个，在每一个职位上，都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守法持正，敢任事责，凛凛然有不可夺之节，盖孔子所谓大臣者欤”。

民间熟知的包拯形象，首推其为民做主、断案如神，有“包青天”之誉，但其一生最出彩处，不在断案，而在谏言——“谏官御史，不避二府”。他曾以十六字总结自己任谏官的经历：“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包公祠专门建有包公故事蜡像馆，复原了三幕场景，分别为《怒弹国丈》《铡美案》《打龙袍》，怼的都是皇亲国戚。虽然《铡美案》《打龙袍》是民间演绎的，但《怒弹国丈》是史载的真事儿。

蜡像馆里，身着红袍的张尧佐，其养女为仁宗皇帝宠爱的贵妃，张以“国丈”自居，连连升级，毫无建树却飞扬跋扈。时包拯受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连上五篇奏章弹劾张尧佐，最后联合御史、谏官一起上殿与皇帝当面诤谏。皇帝最终罢去张尧佐宣徽使、景灵宫使两项要职，并由此下诏“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职事”。

包拯为官26年，被他弹劾的官吏不下60人，包括两弹宰相宋庠，六弹国丈张尧佐，七弹封疆大吏王逵等等。他的弹劾都有理有据，不涉党争只为公道，不畏权贵只争对错。以至于北宋时的官场，“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衙门敞开，告状者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历来都不易办到。包拯权知开封府时，“府有旧制，凡诉讼，诉牒令知牌司收之于门外，却不得径至廷下，因缘为奸。公才视事，即命罢之。民得自趋至尹前，无复隔阂”。

北宋时，开封为都城，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城中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道得以畅通。有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包拯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将开封治理得“令行禁止”，不仅深得民心，且“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威名震动都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书端州郡斋壁》，为包拯康定元年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时所题。字字如钢，句句沥血，既有自勉自励，又有自负自信，令巧伪蒙羞。

时端州以产贡品端砚著名，历任端州地方官趁进贡之机，向砚工额外索取数十倍以中饱私囊，砚工负担沉重，苦不堪言。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只按进贡需要数额交纳，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不仅如此，包拯以诗言志，以身作则，言行必一：在端州任职三年，两袖清风，“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拯不仅自身身正，还谆谆教导后人秉持家风。晚年留下一则家训，至今仍刊列于肥东县小包村包氏宗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千百年来，包拯频繁地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几乎涉及所有戏剧种类，久演不衰，通称“包公戏”。戏剧中的包公带着理想化的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强烈表达了普罗大众对清官明镜高悬、为民伸张正义的向往，对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的渴望。

以“公”相称，已是殊荣，而“包公”更是成为包拯的专属称谓。包拯的同僚、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为包拯所撰墓志铭，开篇即是：“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卓立於时，无所屈。提举有明效，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包拯一向被视为官场异类，却也一路顺遂，官至一朝执宰之臣，这恐怕不仅仅因为他“以义以正，达于几微，敷奏明辨，娄引大体，裁国论之当否，奏议平允，与人不苟合，不以辞色假于人”，还因为他赶上了两宋最好的时期，可谓生逢其时，“正色昌言，时望弥洽。上所倚重，体念备至”。

嘉祐七年，宋仁宗见包拯年事已高，家中又无田产，曾下诏赏赐包公在庐州地界一片相当大的土地，以解决包公告老还乡之后的生计问题。包公坚持不受，只要了庐州城郊一段淤塞已久的护城河。包公请人清理葑草，挖尽淤泥，以利舟楫，并嘱包家族人在护城河里植荷、养鱼，以水域养殖的收入聊补家用。这段护城河从此被人们称为“包河”。

2002年，合肥市在包河所在区域的基础上，成立包河区，并以包公祠、包公墓等为主体，组建开放式公园——包公园。

走进包公园，流连包河畔，参观包公祠，拜谒包公墓，远望为纪念包拯诞辰一千周年而建的清风阁，追思包拯孝亲、勤政、清廉、刚正的人生，仿佛悟到了“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