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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为滥觞源头，京杭大运河已有2500年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京杭运河，当以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凿竣作标志，依照新的规划线路，将原有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转向大都（北京），让运河有了京杭的冠名，至今也超过了700年。 在全长1800公里的大运河中段，有个地处长江流域进入华北丘陵过渡带上、“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的关键城市济州，它是运河全程海拔的制高点。如何让亘古不变的“水往低处流”的河水逆向穿越“水脊”，且能为缺水少雨的北方河道提供足够水源，成为运河改道直通大都的最大难题。尽管从至元十七年开始，元朝先后疏通了任城至东平的济洲河、开凿了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和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初步打通了京杭运河的南北航道，但枯水季节时航运仍然受到严重制约，尤其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黄河决口，新开水道大多壅塞，运河漕运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如果再不解决河道水源问题，运河航运濒临崩溃边缘。 紧要关头，临危受命的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在多方探寻、勘察和尝试未果的情况下，最后采纳饱读诗书且精通水文地理的当地乡贤白英老人的建议，在济州境内的制高点南旺筑堤加坝、“立郾建闸”，引济水、黄河、汶水和洸府河水“会其源”，形成湖湖相依、河河相通、渠渠相连的巨大水网系统，按照“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比例“置闸以分其流”，“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从根本上解决了河道决淤和水源不足的难题，确保了大运河水运的畅通无阻。这一极具科技含量、堪称历史奇迹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为后世水利专家所盛赞，认为可以与都江堰工程相媲美。 引水与分流工程的顺利落成，完全打通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的关键卡点，彻底把过去横向绕道豫鲁中原的老河道，改造成以北京为中心、南下直通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比原有运输线缩短了一千多公里，节省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让运河航运步入鼎盛期，承担了南方税粮、木材和丝织品之类80%以上的进京输运职能。 鉴于济州作为调控南北河运大动脉枢纽的特殊地位，元朝取“济水安宁”之美好寓意，把因济水而得名的济州县改名且升格为济宁府；元、明、清三代均设有专职的河道总督衙门，除短时间有过淮安和京畿的并行机构之外，国家最高的水利衙门一直设在济宁,“并领济之南北漕”。作为漕运的重要节点和河道管理中枢，济宁很快发展成商贾云集、行栈店铺林立、南北商品大宗交易的商贸与交通重镇，坊间一直享有“江北小苏州”的美誉。 我的老家祖屋就坐落在济宁城南石佛闸口北侧的运河大堤上。所谓大堤，其实就是当初因导流建闸所挖土方堆积而成的“土山”，尽管早年用于防洪泄水的闸门早已废弃，仅存斑驳的青石闸基，但拱卫闸口抗御洪流冲击的巨型夯土堆，却成了后世居民造房安家的风水宝地。 出门就是运河，每天一睁眼，拥入眼帘的不是河水的涨落，就是河中穿梭的船只。直到上世纪中后期，家乡运河的漕运依然红火，各种货船、渔船和客轮川流不息。那年月，除了少数客轮备有内燃机动力之外，大多数渔船和货运船只全靠人力操控。遇上繁忙的货运季节，拉船纤夫的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息。印象中的号子虽节奏单调，却也铿锵有力。号子通常由船头撑篙引航的艄公起句，岸上的拉纤人应答，内容似乎没有固定格式，多是顺口现卦、即兴创作，比如“伙家们呦，加把油呦，前面就是济宁州哟，妹子等在大门口呦，盼着哥哥去喝粥”之类。或因沿堤而居之故，我家里常有声嘶力竭、汗流浃背的纤夫敲门讨水喝。记忆中，祖母总是热情倒茶，纤夫大多婉言谢绝，他们只喝缸里的井水，因为焦渴和赶路着实等不及开水变凉。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尽管临河而居的日子还比较清苦，但却时时充满着欢乐和幸福。常年流动的活水，为居民日常的各类洗涮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是人们夏日消暑、游泳和纳凉的天然浴场；运河里鱼虾和蛤类水产十分丰富，几乎每家都有一些简单的捕捞工具，傍晚河边下些鱼笼、渔网，第二天多少都有收获；许多潜泳高手，每次都能在运河里捉到成盆的河蚌和螺蛳，足够全家吃一顿丰盛的河鲜；一年三季，随便找个大头针弯个钓钩，再挖几条蚯蚓，坐在河沿上垂钓一两个小时，基本不会空手而归，运气好时，钓几条三两斤的大鱼也毫不稀奇；石佛闸口当年分流挖出的巨大圆形闸湾，后来无须船舶停靠，宽阔的水域常年支着渔民捕鱼的网罾，一旦谁家来了不速之客，随时可以买到待客佳肴；早年分流开掘的越河已经变成种植莲藕和饲养鱼虾的池塘，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街心公园；即使到了冬季运河冰封禁航的时光，静态的河面仍然会变成人们滑冰、打陀螺以及用雪橇类工具运送物品的人间天堂。 当然，临河也存有巨大隐患，一是可能的不期而遇的水灾，二是对不识水性的儿童有潜在威胁。前者可预测可防控，后者则防不胜防。所以，小时候每个家长经常性的启蒙训话内容，差不多都有千篇一律的“不准下水”四个字。光嘴上说说还不够，上学的时候，离开家长的视线，老人依然放心不下。祖母最拿手的秘诀就是，每天在我后背上抹一点锅灰，放学回家第一件事，首先检查锅灰有无，以此筑牢小辈不能下水的心理防线。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尽快学会游泳。那时节，自行车在人们心中是宝贝一样的存在，一般家庭买不起，拥有的家庭肯定格外珍惜，但是为了教我游泳，父亲不惜每天拆卸一次自行车，用充气的内胎绑我身上用于游泳训练，这使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具备了“狗刨式”游泳的救生本领。 从童稚到成年，运河始终不渝地伴我长大，直到外出求学为止。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到外地读书或工作，我这一生终究也没有远离过运河。在济南读大学，其辖地临清属运河城市；北京就业，更是大运河终点。单身时节，每年回家探亲，少不了在运河边上重拾童年旧梦；娶妻生子再回来，运河更是向妻小炫耀故乡的资本。类似情况持续多年，直到上世纪末才有巨大转折。有次，偶尔出差顺道回家再看运河，突然发现，熟悉的运河已不见踪影，航道淤塞，航运停滞，河水遭到普遍污染，扑鼻而来的臭气和满眼的萧瑟景象，让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的我，顿时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凉与忧伤。回京后一直闷闷不乐，连续数日徘徊于曾是运河终点的什刹海，试图以积水潭残留的那一池碧水和葱郁的芙蓉，唤回某些对故乡运河的美好记忆。 历史进入新世纪，古老运河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戏剧性转机。先是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大部分业已弃航的运河重新承载起东线调水的重任，运河的清污治理纳入了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后是大运河荣登2006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榜首，运河的历史价值得以重新评估；紧接着政府又把京杭大运河作为候选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性文化遗产。冥冥中有机缘巧合，这期间，本人因工作变动调入天津负责文化工作，运河申遗理所当然成了自己任内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带着压力、带着使命感、也带着对大运河的满腔热忱，不时奔波于古运河的整治现场。全线动员、分段施工、资金保障、责任到人，对废弃了近百年的天津运河故道，展开一场全方位的疏浚、清理与改造，终于在专家验收之前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算是为大运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尽了一份运河子弟的绵薄之力。 去年，南水北调工程最后完成全线补水，存续了2500年的大运河水再一次开始了由南向北浩浩荡荡的欢快流淌。今年夏日，我再回故乡，同样十分惊喜地看到家乡运河的巨大变化：一度荒芜的运河大堤整饬一新，河岸两侧花草葱茏、绿树成荫，河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三五成群的垂钓者悠然自得地重现于运河两岸，孩童在岸边奔跑嬉戏、老人扎堆诉说当年、大妈们在锣鼓喧天中花枝招展地扭着秧歌，古老的大运河确乎“死而复生”、焕然一新。尽管北运河大多卸下了昔日的漕运功能，但毫不妨碍这举世闻名的珍贵文化遗产，依然生机勃勃地存活世间。作为曾经在运河边长大且从事过运河保护工作的一分子，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泛出一缕暖流。 【作者简介：云德，笔名德耘、仲言等，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贴。长期从事文化研究、新闻编辑及文化管理工作。先后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政研室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文广局局长，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出版过《期待的视野》《文化的视点》《审美的视角》《直面文坛》《守望精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受众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云德评论文选》（6卷）等著作，获得过十多个国家级文化与新闻奖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