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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重庆和中国大多数二线城市一样，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可以在本土形成巨澜。譬如，那时流行着的喇叭裤和蝙蝠衫，差不多就被重庆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穿成了像厂服、校服之类具有集体属性的东西。差别仅在于，胆大些的人会穿“大喇叭”“大蝙蝠”，含蓄一点的会穿“微喇”和“微蝙”。重庆几乎不刮风，偶尔刮风却是地覆天翻的暴烈，仿佛要把这座城掀个底朝天。而恰恰是这种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某个山坡顶，或通车不久的石板坡长江大桥上，出现了一群群“大喇”和“大蝙”……他们迎风招展，竟在那些打卡点拗造型，海鸥135相机将他们变成了高尔基的“海燕”。他们如同黑色的闪电般穿梭于这个城市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与次生灾害中。 01 1982年前后，这座城其实发生了许多大事—— 譬如前一年即1981年，长江中游第一座桥——长江大桥的通车，这对重庆的重要意义完全可用“喜大普奔”这个几十年后才诞生的网络词语去形容。重庆渝中区和南岸间尽可以轻易地你来我往，再不会发生因起大雾刮大风轮渡停摆，渝中的人无法去南岸上班，南岸的人无法来渝中赶火车、乘飞机的窘事了。当然，对于热恋的人们来说，这桥简直堪比天上仁慈的鹊桥。 我堂姐夫那些年正在拼命追求堂姐，他俩渝中、南岸天各一方。有时堂姐夫挨不到星期天了，厂里的下班钟一敲响，整个人就箭一般地射出去，用五项全能运动员的状态，奔跑在重庆的下半城中——南纪门、储奇门、望龙门，上坡下坎，跳上轮渡。然而，时间还是太吝啬。他总觉得刚刚才见到日思夜想的人，收班轮渡的汽笛声就像催命鬼似的在山下响起。怎么办？他索性待得更晚，甚至直到夜半三更。他从堂姐山上工厂的后门，一溜烟跑下山，脱去鞋袜，赤脚跑过鹅卵石挤挤匝匝的河滩，来到江边，又褪去浑身上下的衣衫，单留一内裤，走进江中，泅回渝中区。这样的事，春夏秋三季，他都干过。 2021年，他七十岁大寿的生日宴，亲朋起哄让他和堂姐喝交杯酒。他说，交杯可以，我喝，她不喝！她胃不好！说完果真一口气把两杯酒干了，毫不拖泥带水。他说有几个重庆男人能像他那样晓得长江水的厉害：“那完全是恶爆爆的，七八月暑天的夜晚照样冷得你瑟瑟发抖。有些河段，水是带了钩子的，把你往漩涡里拉扯……”他脸膛通红，像举奖杯一样举起酒杯：“我啊，耍个朋友都耍得个九死一生！”那一瞬，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作家陈年喜的一句诗：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 / 就不穷了。 1982年还有一件大事是嘉陵江索道开通，从渝中区的沧白路到江北城，一飞可至！ 索道是一种非常态的交通工具，往往出现在工矿区、高山峡谷之类的旅游景点。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庆城市打造者，竟在嘉陵江和长江上各挂一条索道，把两江三岸连接在一起，真是想得出来啊——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让梦幻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般飞流直下？ 其实，当第一条嘉陵江索道出现在渝中城旁的嘉陵江上时，重庆人并未太过惊愕，只是觉得城市的手臂刹那间变长了而已。伸个七百四十米长的懒腰，指头便可以触摸到江北城的城墙根。那些地方，在没有索道前，是些遥不可及的神秘所在，神秘得我们都以为它们不叫重庆。 现在才知，我们真是低估了这条索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中国的第一条城市跨江客运索道，第一条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双线往复式过江载人索道，更不知看上去身体玲珑的车厢，最高峰每天运载量竟达到两万五千四百人次。 人们对事物的科技含量往往缺乏敏感与感激，却会因豆粒大小一桩与之有关的人的故事，去追溯或缅怀它的过往。我对嘉陵江索道之所以还清晰地记得，主要还是因为一个似乎与爱情相关的民间传说—— 那一年，一首歌搞得我们心烦意乱——《绿岛小夜曲》。它比邓丽君还邓丽君，它娓娓道来、柔弱无力的抒情，让人想象出了与世隔绝的眼睛和泪水。忧伤变得那样的劈头盖脸，对于情感表达一直有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我们，实在是新奇又困惑的另类经验。“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情郎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这完全就是看上去度数低但后劲特别大的红葡萄酒，把人灌醉，它却是没有任何的犯罪感。 那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令我刻骨铭心—— 他们说，在嘉陵江索道沧白路的站台口，出现了一个长相相当俊美、捧着一束红玫瑰的男子。他好像在等人，但一等就从下午两三点直等到索道收班。显然，他要等的人没有出现。 他们说，他长得非常好看，完全就是电影《羊城暗哨》里我党卧底英雄王练扮演者冯喆的同款，清秀又儒雅。好些年，重庆城都没出现过这样干净标致的美男子了…… 他们说，几天后的下午，他又出现在索道站的站口，这次手里捧了一大束白色的马蹄莲。那些花，欲放未放，一看就是上午才在南山农家剪下来的…… 他们说，他穿着蓝白相间的花格子衫衣和白色喇叭裤。如果是别人这样穿，不知是怎样讨人嫌的流里流气。可他，天啊，他竟把大喇叭裤穿出了正派的样子，穿出了这种裤子该有的潇洒飘逸。而那些矮矬矬的街娃却只是将其穿成了扫帚。 他们说，他笑起来更好看，下巴底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美人沟。他朝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仿佛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有个叼着烟的男人走到他的跟前，拿一对快撞上那一蓬洁白马蹄莲的眼睛狠狠地打量他，他也仍是笑眯眯的，眉目含情地回看人家，仿佛人家也是他要等的人……结果，他又从下午等到了索道收班。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甚至都不曾挪动挪动，把自己站成了谜…… 他们说，到了1983年，他仍不时在那里出现，手上捧着的花也在不断变化，4月的杜鹃，6月的栀子花，12月间还见他举了两三枝蜡梅过来。 ………… 他们说，1983年的最后一天，他又来了，这一次捧的是一大捧白玫瑰。上上下下的人都在指指戳戳：看看，这不就是那个精神病？快过节了，捧着个白花，悼念谁呀？天擦黑，一位扎着马尾辫、穿着粉色对襟短袄的女子挽着一个戴着“蛤蟆镜”的男子过来。粉袄女子看着白玫瑰，如同被什么慑住，像是在叹息：还真有白色的玫瑰花啊，我还以为它们只在电影和小说里。“蛤蟆镜”跨了一步上去，指着白玫瑰问：这花多少钱？那美男子双目如夜空中的弦月，嘴唇亦是，下巴底的美人沟微微颤抖着，像花蕾在慢慢打开自己的身体。他把白玫瑰递到粉袄女面前：“送给你，它和你很配！”又转过头对惊愕而愠怒的“蛤蟆镜”说：“别误会！送花给你朋友是因为她是个美丽的姑娘。祝福你们！”——对，他说的是“姑娘”，而不是“女孩”，更不是“妹崽”之类的。他的声音悦耳动听，浑厚又充满磁性；他说话逻辑清晰，分寸恰当，不可能是个精神病人。粉袄女脸红得像她的小粉袄，显然，她还从来没有被一位陌生男人赞美过容貌。 这样的事如果放在一两年前，她完全可能举手扇他一记耳光：流氓！然而，这毕竟已是1983年了！“蛤蟆镜”看她扭捏，连忙催促：拿着，不要白不要，我还不相信他能把你吃了！那个美男子把花送给了姑娘，退了一步，用左手搓了搓冻僵的右手，仍是眉眼含笑：“谢谢你们。那么，再见！”他轻盈地几步便跳下索道站的梯坎，仿佛千斤重担终于放下来了……他们说，坐那一趟索道车的人，眼光不由得聚焦在那束白玫瑰和捧花的粉袄女身上，总觉得车厢里多了些什么让他们不可思议的东西。奇怪的是，捧着白玫瑰的粉袄女也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她神情庄重，坐在车厢的某个角落，傻了一样，几乎不吭声。 他们说，后来他似乎再没出现过。好些渝中区自以为有几分姿色的妹崽听说这个故事后，都喜欢去嘉陵江索道沧白路站口晃一晃，期望也能遇见这位手捧鲜花赞美她们美丽的男子，哪怕他有着精神病的嫌疑。 但他的确再也没有出现。 其实，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从未相信过这件事曾真的发生过。它实在太像一部破绽百出的拙劣小说了。 02 而我却不得不承认，在交通工具或与之类似的环境中，的确容易发生爱情这样的艳丽之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人人看似毫无关联，却往往总有一双无形之手把人们放在了一种微妙的共同时空里，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而这种极度受限的时空，仿佛也更容易让人们仔细观察他人，于是产生好奇的感觉。重庆历史与现实中的那些特别的交通工具，生在大山大水中，几乎就像山水的手臂或腿脚，或是某种心思。 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很受重庆年轻人喜欢——缆车，重庆人爱把它叫成“懒车”。它像神一般，叮叮当当一阵风起，便可把人从山下吹到山上，省去爬山的艰辛。 抗战时期，重庆便组建了重庆缆车特种股份公司。1945年，首先在长江水域的望龙门码头修建起客运缆车，由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设计。一张当时市民坐缆车的老照片曾令我百感交集：大热天，缆车里人满为患，车门车窗都爆出好多人头来。其中便有位穿白短袖的男子，双腿倾斜抵在车门口，一手抓住缆车栏杆，像耍杂技一样几乎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而车厢内的一个旗袍女人自己都被挤得脸变形了，仍伸出手去紧紧攥住男人的衣衫，仿佛是在充当保险绳……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又修建了三座大型缆车：两路口缆车、朝天门缆车和长寿县的缆车。 那时来重庆，一出菜园坝火车站或朝天门码头，举目便可望见一溜大长坡上有两个甲壳虫一样的小东西一上一下爬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它们发出简单又清脆的童谣般的声响，欢快、任劳任怨地爬上爬下。菜园坝缆车是当时联系下半城到上半城重要得不得了的交通工具，价格却低廉：上行两分钱，下行一分钱。而我小时候每次坐缆车都会被吓得哇哇大哭，最怕它箭一样射出去的一刹那，像遭遇一次地震。然而，待我们长大，望龙门、菜园坝、朝天门的缆车已全部消失了，唯余建于1964年的长寿缆车。它也采用了茅以升设计的鱼腹式轨道，全长二百八十二米，垂直高度一百一十米，是国内目前轨道最长、坡度最陡、运行最久的地面客运缆车。 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我跑到长寿专门去坐了一趟这个年纪快满一甲子的缆车，感叹它粉色的车身宛如冻龄少女，一路妖妖娆娆爬过绿芭蕉、香樟、灌木丛生的危危高坡。我仍没有摆脱小时候的那种恐惧，感觉自己既无法踩在土地上，又不能融入云雾中，直到看到长江两岸的桃红李白，才确信仍是在家常的春天里。我心里忽然涌出某种感伤：四十年前那些毫无算计、羞涩又决绝的爱。仿佛一只小冰激凌球，已被岁月一点一点舔食干净，只留下从不曾被我咬上一口的枯槁威化杯托…… 03 一年多前，朋友的饭局上，众人兴致勃勃说起政府要恢复嘉陵江索道了，正在选址。现在长江索道已成顶流网红，一到节假日，大梁子的新华路都快被外地客排起的长龙压断了。我说，给你们讲个段子吧，几十年前的，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发生在嘉陵江索道站口的传闻，相当好耍…… 我绘声绘色地讲，各种添油加醋：美男子、鲜花、粉袄女和“蛤蟆镜”…… 众人果真哄笑：你编吧，编吧！ 我说：我，编不下去了。 散局，一位才认识的男人递过手机来：“加个微信吧。”灯光下，我见到这位被朋友称为“苏教授”的男人有一双玉琢般修长、年轻的手，与他六十多岁的年龄特别不相称。回到家，看到他发给我的一串微信： 打扰您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讲的那个事，的确像个笑话。但当年它就那样发生了。我就是那个等人的男人……其实我后来仍在那里等人，只是那些年天天都有新鲜神奇的事发生，人们的注意力早就转移了。幸运的是，我终于在那里等来了曾经擦肩而过的人。我们1984年结了婚，1985年有了女儿。她2020年6月走了，腺性肺癌，离1982年6月她穿着一身蓝色扎染花布裙出现在那里，三十八年…… 04 很多人都认为长江索道因电影《疯狂的石头》一炮而红，就像人们总觉得重庆人嘛，天生就有搞笑、幽默的基因。然而，直到坐索道飞渡长江，看到比碗口更粗的缆绳一头挂在重庆母城的山脊大梁子上，一头挂在彼岸的南山脚下，把所有悬于一线的人命都交付给沉默而可靠的山崖时，你才会发现这座城的庄严，即使身处浪漫的时候，这座城的人也得左右环视，小心脚下的坡坡坎坎，他们，活得实在、艰辛而坚忍！ 然而，爱也正需要“刺激”这样的维生素。在大山大水间谈情说爱，与关在黑漆漆狭窄空间里窃窃私语，质感是截然不同的—— 来吧，腾空，擦过湖广会馆蜜柚色的灯火，便可见蓝色波光与星子的投影已混为一体，南山，像壮硕的男人一般扑过来，厚实的肩背在黑暗中显得愈发宽阔…… 吴景娅，著名作家、高级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散文创委会主任。曾获冰心散文奖、重庆文学艺术奖等奖项，出版《山河爽朗》《温柔的西部》等散文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