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子”。

所谓“戏窝子”，就是一个地方“热”戏。“热”戏的人多了，唱戏的人就多；唱戏的人多了，喜欢戏的人就多，戏班子自然也就多。一个地方盛产许多唱戏的人和戏班子，老百姓就叫这个地方为“戏窝子”。

据说，戏最初是唱给神的，是为了娱神。在先民眼中，拯救过百姓、扭转过乾坤、伟大且不朽的人物是神。后人怀念他们，为他们塑彩像摆供品，代代跪拜祭祀；后来觉得这样做依然不够，又往脸上涂色，身上披挂，敲锣打鼓弹琴拉弦吹唢呐。

涿鹿县地处阴山、燕山、太行山的交汇之处，桑干河从中穿过，土地肥沃，物阜民丰。历史上，涿鹿虽地属河北，但与山西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

洪武二年（1369年），春节刚过，涿鹿（当时称保安州）的老百姓被官兵逼迫着踏上迁徙之路，前往居庸县境（今北京昌平一带），险被迁徙一空。永乐十三年（1415年），为充实边防，朝廷开始从山西向保安州大量移民，持续一百多年。这些山西百姓被定格在保安州，却依然保持着故乡习俗，“吃不腻的老陈醋，唱不败的家乡腔，改不了的乡土音，唠不完的老家常”……

明末，皇太极率十二万后金兵入关，将保安州付之一炬。知州李振珽为重振经济，招来许多晋商。山西梆子诞生后，由晋商带入保安，一举成为涿鹿戏剧的主体，很快进入兴盛时期。

山西省有四大梆子，分别是蒲州梆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进入涿鹿的是中路梆子，传入之初，便被涿鹿人称为“山西梆子”，直到现在。山西梆子节奏铿锵，曲调优美，尤其文场四大件奏出的更是天籁之音，因而颇受涿鹿人青睐。其兴盛时，全县三百多座庙台、戏楼几乎天天有演出，春节期间更是热闹，城乡演出频仍。

若问山西梆子在涿鹿有多普及，听这几句话就能知道：《二进宫》不算戏，拾狗粪的唱几句；进了涿鹿县，鸡叫狗咬的声音也是山西梆子味儿。

过往的岁月里，那些没有戏班也唱不起大戏的村子，村民会敲着盛米的小升壳子，打着洗脸的铜盆，像模像样唱起来。那些虽然有戏班但置办不起行头的村子，就抹上脸子，披着包袱皮、褥单子、围裙，也要登上台一板一眼地唱。有条件的点两盏煤气灯，没条件的用铁丝捆住旧棉花，蘸上麻油吊起来点着，叫作“点棉花蛋子”。层层叠叠的农田和乡村三面连绵不绝的大山把农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很小，只有走上舞台，他们才能放声一吼，尽情哭笑。每个人都需要舞台，谁都渴望自我展示。土坯石头垒就的戏台上，人们尽情歌哭，唱的是戏，宣泄的却是对生活和土地的复杂感情。

张家口以及山西的艺人都知道涿鹿县是个真正的“戏窝子”，这里的戏不好唱，观众欣赏水平高，也非常挑剔。你唱好了，不一定有人给你鼓掌叫好；演砸了，却肯定会拉着长声一起喊“堆”，也就是喝倒彩。于是就有了“山西的演员要想出名先得在张家口唱红；要想在张家口出名，必须在涿鹿唱红”的说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涿鹿的山西梆子形成一座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产生了一大批叫响张家口的名角，如背锅生、刀劈生、马武黑、月月鲜等。这些名角各有佳话，如马武黑的笑，那真是别具一格，酣畅淋漓，鲜亮自然，极富感染力。有一年在张北唱戏，他饰演法海，一声大笑，把戏台附近草滩里放牧的骡马也惊得一起嘶鸣。

一代名净蔡有山武工、架工俱佳，开打之中眼疾手快，动作干净利落，背扎靠旗、头戴雉鸡翎、腰挂宝剑也能做高难度动作，浑身上下的装饰物不磕、不碰、不挂、不乱，人称“勇猛武生”。 有一次，他在沽源演出《打龙袍》，观众达8000人，卖票处的栅栏都被挤坏了。他不仅演技高超，戏德也高尚。他患有严重的疝气，腰间常年缠着带钢丝的腰带。1961年，剧团在沙城新落成的剧场演出《大名府》，他饰演卢俊义，穿着五寸高的靴子从两张桌子摞起来又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处做“垛子叉”，落地后，还要四肢跷起来，以肚脐为中心旋转360度，不幸被腰带里的钢丝扎破了肠子，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他强忍疼痛，到后台简单包扎后又返回台前，直到把戏演完，卸了妆才发现肠子被扎穿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派车把他送到北京的医院，立即手术，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恐怕就没命了。

涿鹿人“热”戏，几乎村村有戏班儿。

地处涿鹿西山深处的屈庄村只有百十户人家，但很早就成了班儿，以“蹦蹦戏”和二人台为主，行头大都是自制的廉价布衣。当时十里八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屈庄戏不用问，一人一根檀木棍”，言其条件简陋。1964年前后，村里出资请来专业师傅，利用农闲时节，排演了整本大戏《六月雪》《乾坤带》《下河东》等，雇木匠、裁缝做了戏服和刀枪剑戟，又发动群众集资为戏班购买服饰。百姓都很清苦，但还是拿出了从牙缝里省出的钱。村民谷永德大冬天连件棉袄都没有，一直穿件山羊皮袄，腰间系条麻绳，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仅有的七块钱——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让人物出彩，演员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四顷梁村的业余剧团1970年正月里去外地演出，冰天雪地，穿河风异常寒冷，演《沙家浜》时，演员一出场，仍然如往常一样，绿裤白布衫，袖口挽到胳膊弯，赢得一片掌声。演员陈建明为了扮好杨子荣，头戴虎皮帽子，外套黑长衫，里面是虎皮背心，靴子的脚面箍着虎皮罩面。其实这些装饰都是他用双层牛皮纸做的，他用红黑颜料勾出虎皮的斑斓花纹，用烟盒的锡箔纸点缀其间，煤气灯一照，闪闪发光，极为引人注目。散戏后，几个老大爷非要上台看看这是一件什么“宝衣”，看后大笑不止，连连夸他：“真有你的！”

那时候，戏班到外村演出时并不约定吃饭与报酬，由大队分到各家各户，村民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戏班，吃得好的有炸糕、莜面，最次的也是小米豆饭。演出结束之后，有管饭任务的人家来到台下，这个喊：“我家两个！”那个喊：“我家三个！”有的直接点名：“我要杨子荣！我要铁梅！”

上世纪90年代的涿鹿，戏曲进入低谷，除了个别村镇庙会期间邀请外地剧团唱几场山西梆子，其余时候就是老人去世后请鼓匠班子唱几天坐场戏。老人活的时候看不上戏，去世了，怎么也得让老人听着熟悉的山西梆子驾鹤西游，无论穷还是富，都要唱几天坐戏，否则就是不孝。那时人们在家里不敢大声唱山西梆子，也不敢播放山西梆子，怕被说是家里死了人，山西梆子在涿鹿沦为了“丧葬文化”。但山西梆子在老百姓心中根深难移，不敢大声唱就小声哼，就小音量播放。

唱戏离不开戏台。涿鹿县明清时期的戏台都是与寺庙连在一起的，是寺庙的组成部分，故也称为“庙台”；又因与音乐戏曲有关，也称“戏楼”“乐楼”。新建的戏台使用前有一个仪式叫“轰台”，也叫“打台”“镇台”“祭台”等，有“文轰”“武轰”。选个良辰吉日，在台上杀掉一只公鸡，鸡头挂到台子的大梁上，然后放鞭放炮，这是“文轰”；“武轰”要上锣鼓，由花脸演员手执兵器，口中念念有词在台上转几遭，然后杀鸡，鸡血洒在台子四周，点燃黄表纸，把鸡头挂在大梁之上，鸣放鞭炮。

爱戏的人都知道，好多戏是让人分辨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打金枝》里唐代宗礼贤下士，郭子仪居功不傲；《黄沙岭》内纣王荒淫无道；《明公断》中陈世美贪恋富贵终致身首异处，包拯刚正不阿世所共仰……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更映衬着一个家一个国的兴亡衰败。演的是大千世界，传的是生存智慧。

千里桑干，文汇涿鹿，繁华逝去，更见真淳。戏曲的魅力无法阻挡，一旦入门，便终生难以放下。喜欢一样东西有时候得赶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触动，就是越过门槛的那一瞬。也许哪一天，那些喜欢劲歌热舞的年轻人受到触动，会突然痴爱戏曲。如今文化虽然多样，但戏曲毕竟是多少代人打磨过的好东西，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始终有人无怨无悔地坚守弘扬。只要传承得法，耐心等待，戏曲的美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