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先生有一本《先生素描》，介绍了南京大学的许多前辈，读起来颇有意味。让我想起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十多年前写的《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似乎可以做一下对读。前者有点峻急之气，后者则带着某些京派味道。大学风格不同，治学者的样式也会有差异，这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

温儒敏所写“五院”是北大中文系的办公地址，也叫静园五院。印象中那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面有一座二层中式小楼，旁边是历史系和哲学系，院子显得很安静。它位于燕园深处，离未名湖还有一点距离。院子空间有点小，几棵矮小的花木点缀着空间，打开门来，外面是一片小果园，让人想起废名描写过的郊外风景。20世纪90年代我当记者时，经常到这里参加会议，后来回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与这个院子的联系更多了。因为工作所限，结识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于“五院”深层的东西，自然不能有什么印象。

新文化运动与北大关系甚深，虽然此北大已经不是彼北大，但文脉多少还是可以感受到的。那时候严家炎、谢冕、洪子诚、孙玉石、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都在岗位上，校园学术氛围很浓。我们这些外面的人，看的是热闹，而置身于燕园的人，感受则是别样的。比如严家炎能够冷观自己的环境，警惕自我的迷失；钱理群是敢于批评学风的，语态也多少受到鲁迅影响；陈平原的文字则带一点胡适、知堂的某些趣味，公开主张在保持人间情怀的同时，不妨为学术而学术。温儒敏是我后来熟悉起来的，在王瑶的弟子中，他的行政能力最强，故要做一些与外界打交道的事，介入人事与学科建设的工作。

从温儒敏所记前辈的一些掌故和有趣的瞬间也可见“五院”的某些风度。比如林庚的诗人气质和为学的态度都很难得，因为懂得创作，学术文章很有文气。吴组缃是小说家，研究的是古代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陈贻焮、季镇淮都有古风，民国学者的味道是有的。王瑶有左翼文化的背景，加之曾在朱自清、闻一多的指导下研究过中古文学，知识谱系显得复杂。

一个好的院系，要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上海的钱谷融、南京的程千帆、北京的王瑶，都是有感染力的学者，他们的许多学生成了今天的学术中坚力量。经过风风雨雨，有些学校的传统资源断裂了，有的还带着旧时的遗风。北大中文系保留了老北大的许多遗产，像刘半农在1925年搞过语音乐律实验室（北大语言学实验室的前身），至今已有所壮大。刘半农本来是作家，后来专心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讲起现代学术史，他的名字也是不能绕过的。

老一代学者的一丝不苟总被后人提及，《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介绍季镇淮，说某年其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他投了反对票，结果学生未能按时毕业，这在今天是少见的。温儒敏回忆，自己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评委之一是吴组缃，吴开口就将论文题目否定了，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据说王瑶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有过不客气的时候，前辈如此对待学生的论文，说明其内心对于学术的敬重。20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见过王瑶，先生叼着烟斗，眼睛亮亮的，诙谐中藏着庄重。他的一些个性也传给了后来的学者。谢冕说严家炎对学生“严上加严”，这很形象，其他人如孙玉石也是严师，对学生也不迁就。温儒敏也是这样，有一次参加他学生的论文答辩，外来的老师都说得客气，也欣赏论文的好处，他却流露出不满，对自己的学生批评得厉害，以致让人下不来台。这样苛刻的要求，在我看来是过了。然而，想一想，也是中文系多年形成的一种风气吧。

老北大的传统有一种厚重感和济世的态度，但许多人都觉得现在弱化了。所以不得不重提五四精神和“文气”。温儒敏在《中文系应当讲求“文气”》一文中呼吁鲁迅式治学精神的回归，乃忧患感的外露。当代文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代替了生命感受。温儒敏从自身和他人那里都感到了与前辈的差异，同代师友中唯赵园、陈平原有文章家的气质，大多数是以写论文体为主的。所以他后来在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时，就考虑如何提高语感的灵敏度。这也许是借鉴了前辈学者的思路，叶圣陶、张中行就有文章家的宽度，他们自己的写作经验和阅读经验影响了教材的编选。五四运动以后，语文如何教一直存在争论，张中行在《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书中探索过相关问题。我觉得张中行的高明处是不单纯从工具层面考量语文内涵，而是带着哲学思维和古代文章学的思路，他是真正懂得老北大文脉的人。

前人早就说过，现代文学研究者如果自闭在自己的学科里，是会有局限的。丁帆与温儒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都会跨学科思考一点问题，也就能够说出本院系深藏的东西来。记得我刚到人民大学工作时，温儒敏提醒我，不要只盯在自己的专业、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中，如果古代文学、古文献和古汉语不发展，气象总是不行的。后来我体味到，这一提醒是对的。中文教育里，古文是基础性的，好的学者与作家都敏感于古今之文的差异。至于古文训练如何而为，路径大约是不同的。中文系要在拓展空间的同时深化母语的领悟力和表达力。当然，这些说说容易，做起来的确很难。

“五院”古色古香，秋天的样子很是好看。有一年深秋，我去那里看一位朋友，落叶从外面飘落，凉意也随之而至，恍然间感到，这是个记忆纷纷而来又纷纷而去的地方。记得有人于此还写过一些感伤的句子。现在中文系已经离开了那里，搬到了较阔气的地方。新生们大抵不知道“五院”曾有的空间，但在老一代人的回忆文章里，那狭窄的楼道通着一个大的世界。去年，北大新成立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洪子诚有一个发言，谈到研究所的前身“文化研究中心”当年诞生时的情形。忽记得那是20世纪末，那一次我也在场，听了众人不少高见。

洪子诚回忆道：“记得‘研究中心’成立在1999年7月，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静园五院，楼上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场面远不如现在宏大隆重，气氛却相当热烈。记得当时与会的除主角陈平原外，有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高远东，哲学系的胡军，历史系的欧阳哲生，艺术系的朱青生；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杨义、赵园，北师大的王富仁，清华中文系的徐葆耕……二十几年过去了，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经离世，而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也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今天的会议……岁月的这些有情也无情的变化，让人感叹。”

洪子诚的只言片语不无沧桑感。时光深处的“五院”亮着众人记忆里的灯，那是读书人生命的光，闪动着有词与无词的言语。欣慰的是许多老人现在还在，像洪子诚、谢冕、钱理群等人依然活跃，文章越老越有风采，没有过去士大夫的那些暮气。北大最可贵的地方，是有一批拒绝自恋、具有忧患感和责任感的师生。虽然也存在盲点，有时不尽如人意，但不凡之径总还是能够看到的。只要那些熟悉的路标还在，记忆还在，后来的人便会知道自己该去的地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