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天坛西北侧的双环亭和双方亭，是北京老人的天下。特别是到了冬天，这里暖阳高照，视野开阔，不少老人坐在走廊的长条椅子上，老猫一样，懒洋洋地晒太阳，吃东西，冲盹儿，或眯缝着眼睛想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在心里暗暗咒骂那些恨透得直咬牙根儿的恶人。

那天，双方亭中，有个女人坐在那里织毛衣，逆光中，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她清秀的剪影，和亭子雕梁画栋的鲜艳色彩相得益彰。我坐在双环亭长廊这一边，离她很远，可以安静地画她的剪影。画着，画着，忽然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画面，弯腰和她交谈着什么。没过一会儿，这个男人走下双方亭，背着手走到我的身边，那么远，他居然看见我在画画，弯腰看了看我的画，连声夸奖：把她画得够美的！一看就知道你画得不错，练过素描……

还没等我谦虚几句，说我根本没练过什么素描，他不容分说，紧接着又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不过，不是画画，是书法！

我赶忙夸他：那您厉害呀！

说着话，双环亭走廊那边走下来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他指着这个高个儿男人说：人家才厉害呢！然后，冲他竖起大拇指，说道：他是教授！可双环亭您再找不出第二个教授！

说得他和我都笑了起来。高个男人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一起聊起天来，知道他们都常到这里来晒太阳，渐渐熟了起来。他家住沙子口，教授住宋家庄，那个织毛衣的女人住法华寺，离天坛都不算远。

他弓着腰，指着那女人，笑呵呵地对我说：我们都是老早就退休的工人。又指指教授说，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教授！

教授不说话，只是笑，看来他的话，教授听着很受用。

他这个人爱说，接着对我说：跟你说啊，到这儿晒太阳，比在哪儿都强！然后，他问我多大了？我让他猜，他说：反正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67。

教授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这时候插上话，对我说：看你也没我大。

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他50年出生的。我说：我47年的……

我们三个小老头儿，在这冬日的暖阳下，比谁的年龄大，像小时候比赛撒尿谁尿得远似的，还充满儿时的天真。

看我和教授聊了起来，仿佛就是为了给我们牵线搭桥似的，67岁的男人和我们俩人摆摆手，弓着腰走了，走到织毛衣的女人身边，和人家聊了起来。

教授忽然老眼尖锐地问我：你是学文科的吧？

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是学工科的，学的锻压。然后又问我：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中央戏剧学院。没等我再说话，他紧接着说起自己，好像刚才没有说话的机会，憋得他要一吐为快：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石家庄工业学院教书，现在到北京女儿家养老。一口气说了他的前半生，才喘口气，也才容得我问他：你毕业后就到石家庄了？他摆摆手：没有，先到了三线工厂搞设计……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转移了话题：教授，就是说着名声好听，一点儿没什么用。人哪，不能总调动工作，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才好，一口井挖深了，才能出水。像我的一个同学，一直在上海搞设计，现在年薪三十万。我的另一个同学，和我一样退休了，现在还在原单位搞设计，不算退休工资，每月还能拿一万五。

我劝他：也别这么说，心情好，身体好，比挣钱多管用！

他说：那是！我在课堂上讲起课来，就忘记了年龄，忘记了一切，心情就特别好。

我们两人一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说话，面对着面，他快人快语，说话跳跃性很大，大概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在心里瞬间如水流撞击得波涛翻涌，忽然让他有些为自己的人生感慨。如今，他和身边这些退休的老人一样，都在这里晒太阳，激情的课堂只在回忆里。

突然，他说自己是学俄语的，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他学的是英语。话音刚落，见他旋风一般蓦地站了起去，黑铁塔一样立在我的面前，立刻脱口而出，高声朗读了很长一阵子俄语。声音高亢有力，浑厚响亮，像是平地炸雷一般，吓了我一跳。他没有看我，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眼睛注视在前面，长廊外一片树木，冬日里，依旧绿阴蒙蒙。他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回音在午后静静的长廊里清澈回荡着。

朗诵结束，他告诉我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然后，他强调补充说了句：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