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繁花”。

——题 记

南京路上一枝花

上一次去南京东路上的华联商厦，已是十五年前了，那时已不是我认得的华联。说起来，我跟华联还是有过一点渊源的。记忆中最早的华联不是十五年前的精品专卖、门可罗雀的样子，而是无论毛衣还是裤子都上上下下、挤挤挨挨地挂着、排着。回头想想，陈列得土气，不过南京路是寸土寸金的，不知有多少厂家想挤进来，不这么挂不行啊。当时的华联配得上一个词，“有活力”。华联当时的活力好比暴发户的新房子，日子旺，挡都挡不住。

我第一次去华联是陪我的大学同学小倪。1989年，突然流行牛仔服。华联牛仔柜台挤满人，“拨我一件！”，“此地，此地，拨我,拨我……”大家乱叫，乱抢。能抢到一件，不及细看，就掏腰包。营业员笃悠悠地笑：“阿拉是石狮呃噢，勿会有问题呃，侬放心。”她一口上海软语，想必是上海人，却说我们是石狮的哦——她服务的厂家在福建石狮吧。八十年代末的上海，粤语和闽南话流行的上海，上海人也羡慕早一步开放的南方。

我和小倪挤出重围，她第二天就美滋滋地穿上了那件蓝中透白的粗布牛仔，宽宽大大。我看不出有多好看，还花掉两百多块——还是一百多？反正相对当时的工资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

隔了没几年，我和新上司马头一起到华联隔壁七重天大楼里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办事情，那时，我们在西郊的国贸大厦办公。国贸大厦俗称玻璃房子，这样的大楼当时没有几幢，亮闪闪的，摩登是摩登，但距离市区还是远。我们单位里只有七八个人，一辆车，要办一点事就一起乘车往市中心跑，从南京西路的上海电视台逛到南京东路“七重天”的东方电视台，一路杏花村。

这是蛮费时间但也蛮舒服的差事。七重天旁边就是“我的华联，我的家”。正事还没有办，马头领着我们几个小的先一脚踏进了华联。一楼有化妆品、沙发、床上用品、灯具等。马头不走大门，晓得从边门进，好比演职人员走剧场后台。七绕八绕，看见一个窄窄长长的房间。里头的经理姓蔡。四方脸，嗓音洪亮。“马儿——头……”蔡经理用京剧调门唱了起来。马头一去，办公室里坐着的七八个人都活跃起来。

接着到二楼，童装部经理，也姓蔡。过去唱越剧，眼睛大，皮肤白，人很爽朗。叫着：“马头，勿要跑了，就吃中饭了。”马头嘴里不拒绝，腿脚已经朝外走了。蔡经理的副手使劲把马头拖住。蔡经理说：“算了，让伊跑伐，马头帮我交情好，我有数呃。不过，马头认得呃人太多，来阿拉华联走一圈，没一天，跑勿出去。顶要好的还是李丽花。”副手也就不再勉强。

我们几个拎包的，跟着马头，又一阵转悠，来到三楼一片蓝色地带。哎哟，卖牛仔的地方，这里，我来过的！牛仔柜台夹缝间，原来也是有通道的，是另一处后台，也是窄窄的、长长的、暗暗的，却没像别处那样开灯，深处有一个人的影子。

“今朝哪能有空过来?”暗影发了话，粗粗的烟酒嗓子，却还是女人的声音。这人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起身招呼。倒是马头径直走过去，拖了张椅子坐在她旁边，对着站立的我们说，“格是阿拉公司呃小王、小陈、小周。”“哪能全是小姑娘啦。全蛮漂亮嘛，请坐请坐。”

原来她就是李丽花。

也没多少话说。但马头看上去放松得很，好比在自家沙发里陷着，大脑似乎真空，有着真空的舒服。

过了一歇，李丽花抬一抬手腕，“辰光阿差勿多了，阿拉到隔壁，新雅，哪能？”

“随便侬。”

“等一歇，我先寻个人来。”

她到柜台上去，拖来一个广东男人，用普通话说，“阿洪呵，这是马头，大上海这个圈子里没人不认得他的。”

一行人就到了食品一店对面，新雅粤菜馆二楼一间小包房。李丽花又用普通话说，“阿洪，你说怎么样，你点还是我点？”阿洪说，“李大姐，你熟悉，你做主。”李丽花也不看菜单，一口报出来：半斤基围虾，一盘盐焗鸡，一盘蛤蜊炖鸡蛋，一盘海瓜子，一份大肠豆腐煲。炒盘菜心。要上班额，菜上快点，老酒吃勿来了，泡壶茶。小姑娘，?要啥？可乐还是橙汁，要吃啥，勿要客气，自家讲。当然，连我这笨人也看出来了，阿洪就是买单的。

我开始在光线底下定神看看还没看清过的李丽花：长发波浪，脸盘大些，眉眼算不上清秀，但五官端正、耐看，可惜赶了趟不成功的时髦，纹了条眼线，就有一条蓝殷殷的线在本来好端端的眼睛那里。她穿的衣服没有色彩。奇怪，几乎是六十年代的蓝褂子，是工作服吧——在她那间窄小昏暗的办公室，鲜亮衣服怕是也穿不出。不过后来，在其他非工作场合我也见到过李丽花，衣服似乎也没什么颜色，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没有颜色和图案。当然，记忆是靠不住的，也可能她的其他方面更引我注意，我看得眼花缭乱，顾不上看她的衣着。

在新雅的那次饭桌上，我说起不久前亲历的牛仔盛况。李丽花点头：“哎呀，马头，侬讲是格呃道理伐。侬晓得呃，当初阿拉格种人分到商场，勿比分到工厂、国营单位好学技术，阿拉大集体，多少被人家看勿起，也是风水轮流转，阿拉华联也有今朝！”

以后我们几乎三天两头进城办事，总要到华联。去了就吃饭。单位本来包员工盒饭，李丽花莫名其妙地帮我们省掉不少。

李丽花喜欢说一个词“搞得定”，就是办得成事。

我当时是出大学门不久的沪漂，没几件衣服，自己木知木觉还不以为然。有一天，李丽花说：“小王，侬帮阿洪到柜台高头去，挑件牛仔衣。”我很尴尬，李丽花说：“勿要勿好意思。”

过了一阵，我自己在华联买了一条裤子。有一天李丽花突然定住了，盯着我的腿看，终于大笑起来：“格是侬买的呀？小姑娘真老实。格伐来塞，伐来塞。”她操起电话。一个胖胖的中年汉子匆匆进来了。“哎，过来过来，大方，侬看看，人家小王认得侬阿有一枪了伐，侬好意思伐，叫人家买?呃裤子。”大方颠颠地跑出去，不到一分钟回来了，手上多了条簇新的牛仔裤，拿给我的。他眼尖，看看就晓得，大概我的尺码是多少。

李丽花帮我，似乎随手就帮掉了，我则没一点可回报她的。

饭就是这么隔三差五地吃下去，似乎这筵席永远不会散。

忽然，有好多日没见到李丽花。听童装部蔡经理说，李丽花的父亲去世了。马头和我们听到这消息已是事后多日。马头很生气，脸色难看，觉得太坍台了，还是好朋友呢，竟不知道！好不容易打通李丽花的电话：“哎哟，哪能搞呃，介大呃事体，勿帮阿拉讲。要补呃，要补呃。”意思是补送一笔钱。李说：“神经病，阿拉爷是阿拉爷，我是我，有啥好讲的。绝对勿好补，丧事哪能好补啦，勿要触我霉头。”弄得大家也就不好凑份子。

突然就有一日，胖胖的大方“进去”了，被公安局盘问了。放出来的大方，一张胖脸气得鼓鼓的，说，“没就是没。”原来有人怀疑大方给李丽花好处费。李丽花生气了：“册那，我晓得就是高头伊格女人看勿惯我，拨我药吃，肯定是伊。啥好处费啦，马头，侬讲气人伐，讲穿了，一道吃饭有呃，拿两条牛仔送人有呃，还勿是朋友一道，好白相嘛。”马头说：“哎呀，李丽花，侬要注意帮领导呃关系，侬太直了，嘴巴快点闭牢。”马头指指李丽花背后，那是一条薄薄的板壁，她有时要和其他同事说话，敲敲板壁就能得到回应的呢。

李丽花大约有些罢工的意思，办公桌上多了一只热水瓶，倒出来，是温过的黄酒。我们看了忍不住发笑。她倒板起面孔、一本正经：“阿拉吃茶，吃茶，茶总归好吃格伐。”

有一天，马头说：“昨晚陪李丽花在伊办公室谈到很晚，伊勿开心，吃得死醉。阿拉陪伊讲讲闲话。”我们几个小跟班唯唯诺诺。马头这个人，叫我说，几乎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发指示也简简单单。宴请客户，只说：“哎，吃呀，吃呀，肚皮总归要吃饱。”和那几个经理见面，是热情高涨地坐在一起的，真要说话，说不了几句。平时一旦有麻烦事，眉头先皱起来，缩着袖子管要远离尴尬现场。比如就有一次，临走跟门口的会计乐老师说：“哎唷，勿得了，侬快点去看看，小陈哪能哭出来了?”哪里是哭了，小陈打了个哈欠，眉头犯红，眼角带出几粒水珠子而已。这样的马头，他会交心，会讲闲话？

不过马头和李丽花关系好，就连马太太也是完全掌握情况的，马太太说：“阿拉马头到李丽花那里，我顶顶放心。”大约，李丽花和马头，有哥们的感觉，也有兄妹的友谊。偏有个男人脑子拎不清，又或许怨恨自己竟没这样的铁交情，一次酒喝多了几口，当众问道：“李丽花，我今朝倒要问问侬，侬帮马头到底啥关系？”我滴个神哪，餐馆包房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尴尬得真不想呆在那里。“啥关系，男女关系！”李丽花的声音好比机关枪，又准又狠，打得一屋子的记者、经理、广告业务员顿时爆笑起来。

大约没有人不觉得李丽花聪明。她的业务才华我弄不懂，单想一想，就觉得她一定很能干。第一批做牛仔或服装生意的人各有能耐也各有脾气，山上下来的都不在少数，是一帮不吃素的。要把这一群猴子大王拢住、一道做生意，不可能简单。何况这帮人都叫她阿姐，都要竖大拇指，称：“伊是模子。”虽说话粗，确是心悦诚服地夸她做事痛快、够朋友。

我弄得最明白也最服帖的是李丽花唱卡拉OK，那真是没有她不会的。粤语歌、闽南歌也张口就来。她喜欢唱《爱拼才会赢》，也喜欢唱《萍聚》。谈不上多少韵味，但决不会出错、走调。就那么个烟酒嗓子，居然高音也爬得了，中低音呢，拿她自己的话说：“人家讲我像徐小凤的。”她这么说着，微笑很甜。

有一天我们刚上班，小陈捧了份报纸神秘兮兮地跑到马头那里，“马头，快点看。”一条上海名记者写的特写。“看这里，这里。”小陈紧张地说。众人凑过脸去看：话说名记因工作原因走进一家餐厅，隔壁包房门半开着，只见一个中性装束女人，大脸盘、烟酒嗓，高声说话,几个男人众星捧月。名记眉头一皱:什么人，如此招摇？同行者说:你竟有所不知，那是某商场牛仔部的，南京路上顶有名气。

马头眉头一皱：“报纸给我。”他把报纸挟在胳膊底下，就往电梯走。走到一半，勒马回头。打了只电话给李丽花:“侬还是到阿拉这里来，讲闲话便当点。”

李丽花来了，捧着那份大特写，慢慢看过一遍。完全没有如我想象的破口大骂。她平静地抬头，目光茫然：“给我看这个做啥，哦，以为写的是我啊，肯定勿是呀。伊写礼拜二夜里陕西路鹭鹭饭店，马头侬忘记啦，阿拉一帮子人勿是在乍浦路东方酒楼的。勿是我。格记者啥人啦，哎唷，根本不认得，我不认得伊，伊写我做啥啦。我晓得了，他写精英百货，那边做牛仔的也是个女的。”李丽花开开心心，这真是最好的结果。除了她自己，其他人多少觉得很像是写了她，不过也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事按下不提。

我们都喜欢李丽花。要我说，如果名记知道李丽花不只是负责牛仔的职员，而是商厦的高阶主管，还会这么下笔吗。至于外形，李丽花如果重新设计形象，头发不要爆炸，衣服不要深蓝，说话轻点……就蛮不错，但那也就不是李丽花了——那个爽朗痛快、似乎不男不女、却为男女都喜欢的李丽花。

李丽花爽朗，嘴巴自然也快。我们单位有个姑娘二十有三，和同事搞对象，对着对着就要结婚了。马头自然到处宣扬，仿佛嫁女儿娶媳妇。李丽花说：“马头，伐来塞伐来塞呃，一对小人，啥也不懂，结婚，勿是热昏吗？”“哎哟，李丽花，侬哪能乱讲八讲。”“哪能是乱讲啦，马头，你说我们四十多岁了也搞不清结婚的事体，伊拉两个小人，介早结婚，勿是寻死吗!”

话是这么说，眼看一对年轻人忙婚礼忙得昏天瞎地、招架不住。突然另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帮他们买家具、订酒水：“李丽花来了电话的，讲人家平日帮侬关系好，口口声声叫侬老师，结婚介大的事体，侬这老师哪能不帮忙的？”那被称作老师的，生意场上路道宽，就帮年轻人从家具到酒水，一路打折。

婚礼后半年，金童玉女就分居，很快离掉了。应了李丽花的话:小人，结什么婚。

我出国留学前最后一次看见李丽花是在老城隍庙。她终究被挤出华联，受朋友邀请到豫园商场做服装。还是老规矩，中午要吃饭，这回，吃的就有正宗小笼包。虽说老庙有黄金，李丽花有卧薪尝胆、重作事业的雄心，城隍庙到底没有南京路的好市口。以前市百一店财务总监就跟我说过:“南京路是啥地方啦，垃圾都能卖出去。”所以，城隍庙和南京路，哪里好比。“马头，你们帮忙策划策划。”——叫我们去，是看能不能帮着做做广告。

广告策划还没什么眉目，我就去了日本，离开了那偶然撞入的圈子。

偶尔回沪，和马头等一帮旧上司、老同事见面，见面不吃饭不行，吃罢中午饭，马头还是客气，说：“怎么样，晚上一起去一个场子转转。李丽花晚上也在的。”因为种种缘故，那一晚我没去成。然而听见了李丽花的名字，我暗自高兴。看来，她心情还好，她还在江湖上。

——可那也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如今，听说华联已不存在了。而我衷心地祝福李丽花，想念这南京路上的一枝花。

上海先生陈久

又想起上海滩的这个人来。

认识陈久，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上海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曾是他的上司，而我和他有业务上的往来。

据说，陈久算是妻管严。他太太听说有免疫问题，因此不曾生育。

我认识陈久时，他大约四十出头，样子清爽、挺刮，说话做事会看苗头、读空气，好像一段宽广的音域，从二十岁到六七十岁，那男男女女，只要陈久愿意，随便是谁，都可以谈得拢、烫得匀。

据说二十啷当的陈久谈过一个对象。那时的人，谈得差不多就是要顺理成章地结婚的。陈久谈了一个，结婚对象是另一个，这半路上杀出的女程咬金来了一场“掠夺婚”。哪想得到，刚结婚，女程咬金就抱恙了。原先的对象是陈久的同事，四十五岁的她看起来三十五，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对我说，“阿拉儿子读高中了。”我听人说到陈久和她的旧事，不由得想，倘若陈久娶的是这大眼睛，那个读高中的儿子也可能就是陈久的了。又或许当年败下阵去的女人偶尔暗暗地说：“后悔死你，后悔死你，后悔死你！”——这样两个人，成年累月地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换了别人也许老早要调工作。陈久和大眼睛看起来都若无其事，像是习惯成自然了，又像是无所谓。可能比起男欢女爱，工作待遇好才顶顶要紧吧。

陈久长得像电视剧《上海人在东京》的主演陈道明。这出剧播出时，《上海电视》杂志封面上是男主角的大头照。“哎哟，勿得了，活脱是阿拉陈久在上头呀。”同事们手里拿着杂志，不由得回头看看陈久。“侬勿要讲，还真是像！”众人叽叽喳喳，以为陈久好歹会说声“哪里哪里”。陈久却是冷面孔，同事等了半天才听他不紧不慢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倷吾帮伊比（你们拿我和他比）!”被他这么一说，众人觉得也有理：陈道明呢，是很帅，不过跟上海先生陈久相比，总说不清哪里土气了一点。此外，陈久没那么黑，也没那么忧郁呀。

陈久至少是面子上看不出忧郁的，他也顶要面子。从前的同事从美国回来探亲，感冒发烧去了华山医院。感冒一好，我们领导就请她聚餐，顺便把旧同事新同事一道拉过去。旅美华人说，“哎哟，你们这里的医院怎么这样！”所谓“这样”，是说华山医院做尿检之类很麻烦。要走到街边公厕，再捧着收集好的尿液抖抖霍霍地走，不停地喊:“当心，让一让，让一让。”不过她是上海土生土长，快四十岁才去美国的。在那边一家赌场谋得发牌的职位，有一个比她年轻不少的男友。她说那边好，“就算是在赌场发牌，小费也很多，我年纪大了，那些小年轻只要读了文凭出来，个个都有好前途。”

虽然也是实话，不过她那一句“你们这里”把在座的热情都打瘪了。我们领导几分钟前刚说了一句“来来来，放开肚皮吃，你在那边哪里有这些吃呢”，一面把黄泥螺等等上海小菜点了一台子。这种情形，人一般会说一句，“到底还是家乡好。”她说的却是“你们这里”！这位女士和我们领导熟得很，私下说说，想来怎么都没问题，当着众人的面，领导脸上挂不住。

大家正尴尬时，陈久冷着脸开了口，“侬会发牌啊，好啊，侬看阿拉，不会发牌。前年许大头和我去拉斯维加斯，大赌一把，大头运道好、还赢了。好白相呀。阿拉这帮人就图好白相、适意，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房子有，车子也有，天天有吃有喝，大家开心。”“来来来，大家开心——”领导接上话茬，众人又乐呵呵动起筷子。陈久就是贴心小枕头，往哪里都好垫一垫，都妥帖。

再说1996年的陈久确实有房子，单位新分的，装了新式电磁灶，手一摸，就来电。热水器、空调、电话之类当时算高级的东西都有。车子也有，一辆桑塔纳。他有了车，除了扎台型，也是图便利。那时，圈子里的人几乎天天晚上约饭局，呼朋唤友的。我有时一下班就赶紧往家里溜，半路上也还有左一只、右一只电话来催，何况陈久这样的讨喜宝呢：“阿拉等侬呀，哎呀，侬勿来，阿拉哪能好开心呢。”

陈久总要到场的。他不是肌肉型壮男，也许这也是男的女的都喜欢他在场的原因之一。无论和东北人吃宵夜，还是和香港客喝早茶，他就是个正宗上海货，让人看着明白，心里长见识：这就是上海，到底是在上海！主人底气足，客人也着实满意。即便陈久不说话，问题也不大，等于一个不张扬又拿魂的道具，比那还在限购的砖头般的摩托罗拉大哥大更好。我的领导谈大事小事，就喜欢把陈久也带着。陈久早晨把桑塔纳从家所在的延长路开到工作单位所在的南京西路，晚上回家还得从南西开回延长路。新出炉的司机陈久只会这一条道的开法。朋友请他，就必须以南京西路的单位为原点接他送他。也难怪，那时上海的道路管理规则刚刚复杂起来，一会儿单周这里可通行，一会儿又改双周，单行道也是新生事物，适应起来不容易。

我留学日本第一年回国探亲时和上海同事见了面，陈久也在座。我对自己一年多没喝可乐的日子也不讳言，真的，整整一年，都是自己烧水煮茶，可乐的滋味都忘记了。陈久很同情，“吃苦了，”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加油加油。”他随即模仿了一段日本人说话，其实是长啸了几声，根本不是日语，但就有说不出的像，大家笑得揉肚子。

关于陈久，似乎他是复员军人，退役前在部队当财务。哥哥曾是驻外大使。又听说他父母把郭沫若书法直接糊在板壁上，“那时郭沫若的字也容易到手，没当回事。”这些也不是陈久自己说的，是我的领导多嘴。说起这些，也在场的陈久并不反驳，冷着面孔，低低地说，“哎唷，马头，谢谢侬，不要再讲了好伐。”旧事不足挂齿的意思，陈久这么说出来却好像一个男人公开撒娇。大家就笑。看得出，陈久虽说冷着脸，心里总还欢喜。

偶尔也有陈久赶别的场子，不跟我们吃饭的。酒桌上少了他，大家自然议论起来：“侬不要讲，陈久还是勿错呃，到底没帮老婆离婚。”众人点头称是。还是很不错的！陈久自己也夸过太太的，“阿拉勿养小人，伊倷吾呃金鱼养得老好呃。”

虽说不离婚，陈久有不少要好的女性朋友。最好的朋友要数“雪碧桶”，这当然是诨名，还是陈久自己叫开的:夏天里几乎不见这女孩吃什么，尽喝雪碧，一杯接一杯。

有一次陈久的太太过生日。陈久说，有应酬实在走不开啊。太太并不啰嗦，约了母亲，预定了饭店，自己过生日。晚上，陈久和一个女性好友走进市中心一家人气饭店。刚刚坐定，慌得立起来，隔壁桌上两双眼睛盯牢了他，是太太和岳母的眼睛。这故事传来传去，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同事编派的，更不晓得陈久是和哪个女友去的，多数版本说，就是那只“雪碧桶”。

“雪碧桶”还小，二十出头，漂亮又时髦，在陈久的单位，我远远地见过一次。“老实讲，伊对我勿错呃。”陈久常这么讲。“雪碧桶”很快去了美国。又一年，陈久和某领导同游美国，刚下飞机，就有女郎扑上来一个拥抱，把领导吓一跳，说陈久果然名不虚传，在美国都有“孽债”。后来圈子里人都说，你看，某领导官大，但没有陈久的台型大，到底也没有谁在美国给领导一个拥抱的。这么说时，陈久也是很受用，而且，这个热烈拥抱的故事确实是某领导自己说出来的，几分艳羡，几分欣赏。大家推想，那女郎应该就是“雪碧桶”了，陈久也不说破。

陈久对我一向挺客气，但他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每次到他那里办事情，他都周到得很，但我们不会多说一句闲话。何况他的办公室座位背后的墙上贴了张横幅，“男生谢绝敬烟，女生谢绝发嗲”。我不是男生，敬烟不会，也不是会发嗲的女生，我去找他，只是带了上司马头的尚方宝剑，陈久不得不办。我和陈久之间，友谊没有建立，互相讨厌也完全谈不上，好比夹生饭，看看蛮熟，总还是生的。

有一年夏天，大家都在一个度假村开会。主办方开洋荤赶时髦，新式度假村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晚上，除了在簇新的宾馆客房里看电视、孵冷气，无趣得很。第二天，我的领导马头来了，当然陈久也坐在一起说话。我随口道，这里真闷，陈久也说，真闷。马头说，那你们两个怎么不一起找点事白相白相?陈久说，我哪能敢寻伊白相。倒也是，我对陈久毫无坏感，没有做过对他不好的事，他也没做过对我不好的事，居然就是连同事般的温暖也没建立起来。

想起来了，陈久其实还是表达过对我的“不满”的。有一次，他在我们单位里，突然跑到我跟前说，“王小姐，梳子有吗，借我用一下。”“哦，梳子呀。”我庆幸那天我的包里碰巧有一把折叠式小梳子。陈久一看，眉头一皱，“这么小,还是硬的。”隔壁办公室的姑娘奉献出一把，陈久特意拿过来：“你看，王小姐，梳子是要这样的，小姑娘包里总是要有一把的。”我瞥了一眼，哦，就是那种刚流行的气垫梳。“我家里有。”我说。我家里真是有的。“家里有没用场的。”直到今天，那场景还是历历在目，让我忍不住大笑。当时我就大笑起来，陈久很认真，“王小姐，格不是笑呃事体。”他说。

到如今，我也早就不是小姑娘了。我的包里，还是没有放梳子镜子的习惯。不过在回忆中，我觉得陈久的话很亲切——他是没有坏意的。

后来几次回沪，见到的同事越来越少，没碰到陈久在座。那些当年每晚上一起窜场子的人，似乎一下子老了。没有人提到陈久。

十年，又十年，七十上下的陈久会是什么样呢，想来一定也很好，只是不能称为小生了。陈久如果不是小生模样，总有些不大像记忆里的陈久呢。不见也是好的。但无论如何，我估计以前那帮熟人朋友都会同意，小生陈久装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梦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