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是由一条又一条的老街、老巷搭起的空中阁楼，大庙角是其中一个我最熟悉的角落。为什么要说它呢？因为它离我的心门、心窗最近。每当说起老家大同，这条街巷就会带着噪杂声在我的眼前晃动。两年前，我为北京大诗人黄殿琴女士的诗集作序，标题是“在殿堂里奏琴”，序里有这样几句话：我的在脑海里常常出现一幕夕阳西下，红红的晚霞照在山崖上，照在大殿上，殿堂里有女子在悠然奏琴，琴声在山谷里荡漾的画面。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种画面最初是我离开古城，去省城求学时出现的。

那时候，庙里的大殿，对于我来说，既不遥远，又很陌生。殿堂里的宗教氛围，以及具体而严肃的诵经、跪拜等等，我没有幻觉，我只是觉得这样优雅而神圣的地方，应该在奏琴，琴声从殿堂里飘出，带着所有美好的寄托和祝愿，属于所有善良的心灵。

这是许多年前的，难以忘却的幻梦。

我常常和外地朋友说，大同如今是四线城市，大同的辉煌是它的历史。朋友们曾经记得几十年前的大同，那是鼎鼎有名的煤都。没错，当年大同产煤最多，而且大同的优质煤炭，发热量可以达到5500大卡，它为全国的工业革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那也可以写入历史了，因为大同煤炭的多产、快运，并没有给大同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下基础，只是出现过一批形象并不高雅的煤老板，还有就是人所共知的环境污染。如今的大同开始务实了，首先是治理污染，以“大同蓝”为象征的空气质量，连续多次在全省排名第一，以刚刚过去的2022年为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7天。其次是大同人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丰富而伟大的，我们必须倍加珍惜。也就是说，大同经济、大同社会如果再次扬帆远航的话，我们需要打出的旗帜，不应该首选煤炭，而必须是历史和文化。

我从小生活在古城里，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祖上，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原籍。这似乎给我一种解释，我家近几代都是大同人，而且一直在古城内居住。直到城市建设向四周扩展，近二十年古城内原来的居民逐渐迁出，大都在古城的南北东西还有御东新区安营扎寨。我家也不例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古城。父亲今年91岁，他常说，古城里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常常做梦都在古城里，就在那个大庙下的小院子，我们兄妹四个围着他热闹非凡。好像我们还小，有的还骑在父亲肩膀上；还说又像是长大了，父亲卖煤回来，整整一马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着父亲，一簸箕一簸箕、一筐一筐甚至一挑一挑地从院门口往院子里搬运。我也常常梦到古城，但我的梦境与父亲不一样，总是有一群小燕子在头顶的上空飞来飞去，许多小朋友在自来水井台边上的冰面上滑冰车，有一位叫五蛋的孩子从冰车上滚下来，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小燕子好像被吓到，一窝蜂似地朝东飞去。

父亲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他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警察，也是古城内大东街的派出所负责人。父亲所说的古城里，他哪儿哪儿都熟悉，熟悉到哪个院子住几户人，每家每户都是干嘛的，长什么样，什么样的性情甚至得过什么病而残疾、去世，他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是警察。我小时候，警察的形象很模糊，好像是持枪杀敌的，但又老也看不见父亲打打杀杀的样子。有一次偶尔发生的事情，修正了我对那个年代警察的认知。好像是我刚满七岁时候的一个晚上，父亲从姥姥家用自行车接我回家，走在四牌楼附近的时候，他发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父亲把我放下，吩咐我哪儿都不要去，在路灯下等着。然后我见他过去与老太太搭腔，之后他让老太坐在自行车后边，骑着车回头往东边去了。其实四牌楼，已近离我家很近，很快我就自己到家了。很晚，父亲才回家，抬高嗓门训斥我。很显然，我的行为导致父亲在那个路灯周围好一通寻找。父亲很认真地数落我，我却丝毫不害怕。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看着父亲威严的表情，笑出了声。父亲问：“你笑什么？”

我答非所问：“那个老奶奶送到家了没？”一句话，说得父亲也乐了。

这个离四牌楼不远的家，就在往南走不远那座鼓楼的东边。鼓楼的东边，叫鼓楼东街。鼓楼东街不长，再走走就到了大庙角。大庙角，是因为一座庙而起的名。我家就住在那座庙对面的老戏台的后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四合院，四户人家，我家住东房。给我的感觉，我们院四户人家的男主角，他们之间都很熟悉，早年可能都是穿警服的。后来我又感觉到鼓楼东街、大庙角，还有中间往南拐过去的县楼街，有好多人家都有警察的背景。再往南走不远处的西隅，就是公检法机关，还有看守所，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些机关与在四周定居的警察家庭，不会没有因果关系，最起码有两个通常捆绑在一起的成语，可以在这里找到印证，那就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我不到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搬迁到这个院子。

当时那座戏台子还在，戏台子对面的大庙也在。这座古戏台，后来我知道它与大庙一样，都是元代建筑。元代是少数民族蒙古族的政权，单从这一点讲，蒙族人对汉文化是不排斥的。我记得戏台子，是四根粗大的柱子承载着一个很是讲究的有着巨大重量的厚实的顶，上边镶嵌着满满闪着蓝光的琉璃瓦，左右两个向上翘着的角上，都卧有一尊不算大的奇怪的神兽。

大庙，我没有到里边瞻仰过，大庙外边的牌楼高大而古老，不少木柱已经落漆、裂缝，但是不会伤到它身边的人。多少年岁月的打磨，让它在光滑的表面下，有了一定的柔性。有顽皮的孩子脚踩牌楼的石台，熟练地攀援到牌楼之上，像猴子一样左穿右爬，把栖息在牌楼上的燕子和麻雀赶走，让它们另找归宿。那个时候大庙已经不是庙宇，几年之前政府已经在这里开办了一所中学，叫作工读二中。在工读二中上学的一位姐姐，与我住同院的北房。她告诉我，这座大庙是关帝庙，里边供的是关老爷。我问她：“关老爷，是谁的姥爷？”

她一脸无奈，说：“你不知道关老爷，那就不要问了。”等我知道关帝爷是谁的时候，那段特殊的日子开始了。

当时除去满大街的游行示威，便是此起彼伏的批斗会。我们几个同院的的孩子，站在房顶上，一声不吭的远远地望着。我母亲在下边喊我下去，我没及时搭她的话。她又喊：“你要不下来，那我就上去。”在我印象里，母亲的身体常常在生病，父亲多次警告我们，要心疼母亲，不能让她生气。我乖乖地回到了家。

1966年，我上了小学。我背着母亲用自己的衣服为我改制的书包，去大庙角右手向北一拐弯，没几步路就可以到的第十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由天主教会主办的育英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育英学校被政府接收，改为城区第十小学。我每天读书的教室，宽敞、明亮，有木地板，窗户不大，墙壁特别厚实。学校有两个校区，两个校区中间，就是那座并不高大、几乎被居民住宅淹没，只是有着尖尖顶特征的、早已大门紧闭，死一般宁静的天主教堂。学校的对面是革命电影院，我隔壁班的一位同学，他哥在工读二中上学，自己虽然年纪小，没能参与一些活动，却也成天兴奋不已。他说：“革命电影院，以前叫九龙电影院。现在改成了革命的名字，好！”如何如何，说了不少。上课铃声响过了，他还在说。老师都站在黑板前了，他还在说。同学们都坐好了，只有他一个人在说，所有人都看着老师，没人理他，他才懒洋洋地坐回位子上。我们都看见了，他对马路边的一个脏兮兮的孩子骂骂咧咧，还把那孩子手里的半块窝头抢走跑了。那个脏兮兮的孩子，比我们大两三岁。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大同煤矿在日伪占领时期，常常有死去的、半死不活的、与日本人对着干的被打残的矿工，都被扔进一个叫作“万人坑”的地方，负责把这些矿工用平车拉过来，投入坑内的，是日本鬼子指定的几个工人干的。这个被抢了窝头，坐在路边的孩子，他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找不到了，有的早已累死，或者被打死，也变成了万人坑里的白骨，而他的父亲侥幸还活着，被人指认出。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宣判了“执行枪决”的命令。他父亲的死，也许是他父亲的命。因为他父亲的死，他变成今天这个惨样，难道这也是他的命？再后来，这个脏兮兮的孩子不知了去向，从他家院门口的马路边上，永远消失了。

我上三年级时，我家门前那个老戏台的台基也被拆除。因为大庙已经从工读中学，改成了小学。台基拆除后，这处七百多年来，演出过许许多多场关云长浩气凛然大戏，也不知演出过多少精彩剧目的地方，变成了小学校的操场。

五年的小学时光，在那种气氛下，过得很快。对我触动最深的，不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而是我的老师，班主任海玉美。海老师也不是神仙，她当然知道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下，也要顺势而为。但是她从没忘记自己是一位老师，她的班集体里有四十多位需要她带入知识殿堂的学生。课内课外，她都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责任。海老师很快发现我喜欢语文，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就多次为我修改作文，课下把我叫到办公室，与我交谈写作的技巧和心得，还借书给我看。只要有接触社会、感悟人生的机会，她就让我参加。五年级时，市里组织一些学生去矿山参观，我也是学校里几个代表之一。那次参观，除了去“万人坑”吊唁，吃忆苦饭之外，还把我们带到了几百米深的矿井之下，那是我作为煤都大同人的后代，此生最早一次在井下近距离接触煤矿工人。当然，我没有让海老师失望，很快我写的一篇作文“矿山参观记”，交到了海老师手里。海老师给我指出了一个错别字，然后大声说：“很好，很好。”

半个月之后，正是暑假期内。海老师和我的一个同学亲自到我家，给我报喜，说我的作文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而且让我做好准备，在颁奖仪式上，朗读自己的文章。事后，那个同学告诉我，那天海老师在关帝庙前转了个遍，找我的家没找见。她没想到，我家住的四合院甲18号，居然藏在三十四小学校的操场里。多亏遇到了那位姓白的同学。

我读初中是在大同二中，二中在大庙角东南方向不远处，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读高中是在大同一中，一中在四牌楼往西约二百米北边的师校街。一中和二中，最初都不是我最想去的学校。我骨子里一直有个想法，很执拗的想法。我觉得，既然我家对面的大庙可以是学校，而且它曾经是一所中学，为什么如今就变成了小学？我曾经发誓，如果我在这里读初中、高中，完成学业没的说，我还要把这座庙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它究竟怎么了？才会被废弃，才会被拆得七零八落；它从建立到如今，都发生过什么？才会落魄到如此程度，还无形牵挂着我，让我难以割舍。难道仅仅是坐落在我家的对面？我自己在摇头。

我在二中读初中时，我的小学老师海玉美再一次光临我家。那是寒假的一天，阳光明媚，我正在家里画画。墙壁上歪歪扭扭地挂了我的一些随意习作，火炉子上放着我的一个水杯，里边还偷偷泡了几片我父亲的茶叶。这时候海老师来了，她把一本刚刚得到的《山西省小学生作文选》给我送来，我的那篇“矿山参观记”被选中，登载在作文选的第四篇。作文选里大同的学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大同第二小学的梁月英。记不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简直就好比一朵五彩祥云，从门缝里挤了进来，把我包围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有老师在，我还不能跳起来，不能呐喊。不知过去多少年，我只记得那天的日头好，火炉上有水杯，记得海老师所有话语里的关键句子：“你要坚持写作，千万不要放弃，也许将来你可以成为作家。”

我把海老师送出院子，送到马路边，在大庙前告别。我说：“海老师，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话。”

海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相信你。”

那本薄薄的小小的作文选，我一直收藏着。我惦记着，这既然是第一辑，那就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我都要得到，放在最保险的地方。可事实上，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本，我再没有见到类似的作文选。

学农、读书，学工、读书，挖洞、读书，拉练、读书，初中、高中，很快就结束了。初中、高中生涯的结束之前，“文革”结束了。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大庙的牌楼被拆之后，我相信那些麻雀迁居到了每个院子的屋檐下，而那大群大群的燕子一定是迁居到了鼓楼，与鼓楼原住的燕子兵合一处了。

鼓楼最美的时候是每天的傍晚，从我家那块儿往西面看，鼓楼在一片火红的霞光中，巍然屹立。几千只小燕在鼓楼前后上下翻飞，尖尖的叫声哗然一片，为鼓楼增添许多的情趣。麻雀是在白天飞的，到了傍晚就只看得到燕子了，麻雀被淹没了，也或根本就无心与燕子争那片天地了。

记得有几次，不知从哪里来的画家，就是选了这个角度，在大庙之下为鼓楼画水彩画，画速写，好多孩子围着画家看，后来渐渐地走光了，唯我还在。我每次都等那画家收拾东西，背了画具缓缓地离去，我仍然久久地呆呆地看着什么。那是我最初看到的真正的画家，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一眨眼的工夫，就把鼓楼的样子搬到画纸上。我当时问自己，小样，你能行吗？长大后能画画吗？

事实上当年十一二岁的孩子，我现在已经花甲过四，画家梦最终没落成，作家之梦也一直在朦胧之中。什么是作家？以文学为终生信仰，以生活为土壤，播撒思想的种子，浇灌情感之水，撰写文学作品，算不算作家，我不知道，但是我宁愿这样坚守着。

大同，在1600年前曾经是北魏的都城，叫平城。我不知道，平城时期大庙角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第六感觉告诉我，这里也应该是一座庙宇，是一座佛教寺庙，许多人出家为僧，在此焚香拜佛。而大庙附近都是里坊制居民住宅，其中有一大片院子，住的是从西域和西凉国过来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上演了一统大北方、灭佛、被奸臣所害等几处威武、悲情大戏。太子拓跋晃冤死，太武帝拓跋焘被害之后，奸臣宗爱要铲除皇位继承者的皇孙拓跋濬，而拓跋濬在未来的冯太后，当时的小冯女陪伴下，他们藏匿于一处不起眼的民居之内，躲过了一难。据相关人士记述，这处民居在古平城的东南一隅，不出意料的话，也应该就在大庙附近。

有一家餐馆，名曰“北魏家宴”。餐馆老板是我的朋友，他让我为一道极具游牧民族风格的佳肴烤半羊，起一个有历史味道的菜名。那段时间，我正在第二次为“文明太后冯氏”写传记文学。我忽然想到北魏太和改制之前，废止了开国皇帝道武帝颁布的“禁田令”，把土地交给农民，恢复农耕，农民也可以吃到自己喂养的牛羊肉。于是我给烤半羊起名叫“废禁羊”，乍一听很可怕，什么羊肉，咬不动吗？一听故事，明白了，事出有因，原来如此。中国的古城多了去了，大同与其它不一样。原因是大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恰恰是内地农耕文化与长城外游牧、游猎文化融合的地方。在如今大庙角的附近，有不少民族交融的特色餐饮，吸引了许多朋友在此举杯畅饮，饱餐美味。

三年前，我去河东考察，在解州参观了中国最大、最正宗的关帝庙。解州，关羽关云长的故乡，这里不仅有世界上最大、最正宗的关帝庙，而且在一片葱茏的中条山之中，用五百吨铜，塑起了一尊高达61米的巨大雕像。离开关帝庙，汽车往南驶去，刚好时近傍晚，晚霞为关公铜像抹上一片耀眼的光芒。司机在专心的开车，车上的其他人等，全部都在回头看着，与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关公告别。

听说，解州这尊巨大的关公铜像是十四五年前塑起来的。几乎是同时期，大同也做了大文章，古城整个变了个样。以代王府、文庙、关帝庙为代表的一些被拆除，或者早已废弃的重点的庙宇、殿堂，在四大街、八小巷、七十八个绵绵巷的棋局里，重新矗立起来。三十四小学迁到了别处，关帝庙是首先列入恢复原貌、重新建设的古建筑。其实，老大同里坊的整体布局里何止这七十八个街街巷巷，再翻一倍也不止，从这一百多个小街小巷、绵绵巷的名讳里，也不乏找出曾经有过的，已经消失的，在想象之中可以搭建的各种庙宇、殿堂，比如朝阳寺街、正殿街、宏济寺街、九仙庙街、城隍庙街、塔寺街、武庙街、太宁观街、贵儿寺街、赐福庵街、青龙阁、一万贯庙街、娘娘庙街、正府角、朱衣阁、翠花宫、鲁班庙街等等等等。老大同的庙宇、殿堂应该太多了，可是在记忆中能够为我奏琴的，把我从遥远的北京、成都、南京、三亚召唤回来的，唯有那座大庙。

关帝庙得以重建之后，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去参拜它，而且是三番五次地去看它，读它，补上了以前留下的遗憾。读武圣关公的卧蚕眉和丹凤眼，读他赤红的脸颊和洋洋洒洒的五缕长髯，读他的赤兔马和他的青龙偃月刀，读他手里从不肯放下的《春秋》，读他一生信仰和他用一生的传奇，书写的四个大字：忠义仁勇。

从大庙出来，重新建起的戏台子就在眼前。自从有了戏台，每逢佳节，这里都会有好戏连台，台下的观众，大多是古城吸引来的中外游客，当然也有一些过去曾经住在老城的街坊邻居，他们的前来，是打定主意的来做忠实观众的，他们从远处的高楼出来，打车来到这里，锣鼓点还没响起来，他们已经坐在台下。

戏台子后边的四合院也被推倒重建，而且与狮子街的一处三进大院子贯通了。我两次信步而入，却找不到丝毫往日的感觉。好像这里是一处与玉器珠宝加工有关的工作室，有工作人员出来询问我的来头。我感到无趣，于是说声“抱歉，走错了。”自动退出。站在小院门口，一阵发呆。我问自己，这是哪里？是我曾经生活过四十多年，上过房、打过架、喝过酒、画过画、唱过歌，我的同学、朋友无数次与我相聚读书、写作业，满满都是烟火气和说笑声的那个小院子吗？院子门口好像缺点儿什么？对了，这里应该有一块磨去所有棱角的、灰白里透着黝黑的青石板。而且还有一尊石头老奶奶，呆呆地在上面坐着，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偶尔有陌生人与老人打招呼，老奶奶也只是木讷地无神地看着。这位老奶奶一日三餐都在这里用，一直到天黑，才会被晚辈搀扶到属于她自己的小屋。我在省城求学的四年，每次回来和离开，她都在那里坐着。后来我工作了，每次上下班，她也在那里坐着，无一例外。再后来，我成家，迁居在外边。每次探家，她还在那里坐着。记不住何年何月了，几场大雪降落，之后是春暖花开，老奶奶永久地消失了。再打听，她已经离开很久了，她的后人也已搬离。于是，我梳理过往，在梦幻中寻找角度，专门为石头奶奶写过一首诗“雕像，在老院门口”，收录在我的诗集《梧桐自语》。

老院子最深刻的记忆/是门口的一座雕像/卷卷缩缩的衣衫/包裹着孤独无奈的心/故事在皱褶里匍匐/等待着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

她在这里坐了多久/只有老院知道/没有言语和喜怒，一日两餐时/她的嘴巴还能一张一合/孩子们在她身边嬉戏、奔跑/她的眼睛/偶尔也会闪出一道光

老院就是一本日记/翻开哪一页/都能回到从前/那年一场早来的雪/老太太随着雪花飘走了/日记本没有了封皮/好多过往都模糊不清，浑浊如泥/还进去吗？记忆问我

——《雕像，在老院门口》

任勇，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平城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近200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未必出行》、随笔集《一叶菩提》《家长里短》、小说《黄花女人》、长篇人物传纪《冯太后传》、长篇系列文化散文《这就是北魏》、长篇报告文学《火山红，黄花黄》（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