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作家的描写，能触动人的心灵，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一定不是落在纸上的那两个字——震撼，而是你的讲述能否一唱三叹，而这一唱三叹的根本，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事实本身更精彩。

贵州，是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我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据我所知，贵州1258866座山头，可以说，我几乎走了一半。因为这般情结，只要做梦，我不会梦见城市，梦见的永远是乡村。

近年来，我扎根在乡村，因为要写一部乡村巨变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这样的小说写起来很不容易，我的经验是——跟老百姓交心。

记得拍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时，我被问道: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的故事已经有很多影视作品，这部片子怎么能拍好？我的回答是：还原历史。红军波澜壮阔的历史远比编剧的创作精彩，现在的乡村也同样如此，每天都有精彩的故事发生，不是创作者坐在家里可以“编”出来的。有句老话叫“戏上有，世上有”，“戏上”远远不如“世上”丰富多彩。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得到”这些故事。秘诀就是跟老百姓交心，要交心，就必须沉下去、住下去，跟老百姓“称兄道弟”，进而融在一起。

当你刚走进乡村，老百姓对你是有隔膜的，这是人之常情。就像这些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工作队、乡村第一书记们，尽管是帮村里发展，但一开始，老百姓说起来用的称呼是“他们”，久而久之这个称呼慢慢变成“我们”，因为扶贫队员已经走进老百姓心里，成了“自己人”。扶贫队员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牵挂，但却深深扎根在乡村，为这里的“蝶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样的变化是多么伟大。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多年来，我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一直坚持让自己的作品根植于人民的伟大实践，坚持向人民学习，力争让作品就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一样，是鲜活的，也是有生命力的。

在与老百姓促膝谈心的时候，常常在震撼中度过。“震撼”这个词，作为作家来说，一般不会轻易使用，因为，有些眼睛看见的震撼，是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仅仅使用“震撼”这个词来讲述，这是一个作家欠“功夫”的表现。如果作家的描写，能触动人的心灵，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一定不是落在纸上的那两个字——震撼，而是你的讲述能否一唱三叹，而这一唱三叹的根本，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事实本身更精彩。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这句质朴的话，我的理解是切中了事物的要害，可谓当头棒喝，掷地有声。

有了这样的理解，在我走村过寨的采访中，便坚持一条这样的原则，不管是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素材给我，不到一线眼见为实地访问，决不引用。善于观察、善于洞悉是一个作家的基础本领，你是皮笑肉不笑，还是发自肺腑的笑，我当然感受得到其中端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坚持与每一个相遇的贫困户促膝谈心、交朋友。可以这样说，我到过无数的贫困村，见过无数的贫困户，只要与他们一拉开话匣子，我就没有见过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灿烂的笑容，真真切切地感染了我，我的笑便也灿烂起来。有了这样的笑，我想无须再多说什么，此时，与他们分享幸福与获得之感，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的快乐，在我采写长篇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时无处不在。《江山如此多娇》由五篇分章组成，分别为《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江山如此多娇》，其中四篇在《人民文学》头条发表。快乐最大的因素来自感动，这样的感动，无疑是真情所致，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和担当。电视剧《花繁叶茂》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在年轻人为主要群体的B站上获得了9.4分的高分，在十六届中美电影节上获得了“中华文化传播力奖”；《报得三春晖》在《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三天即达到10万+的阅读量，这充分说明了，只有用情用力讲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用情，只能是用真情。这样的真情是中华文学精神一以贯之的准则，这就是屈原所秉承的“香草美人”准则，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比兴必须旗帜鲜明，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原则。在几千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的那些伟大的名字，无不充满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他们无不关注现实，无愧于时代。用力，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着力点。没有工匠精神，着力点偏差，那么就偏离了“培根铸魂”的初衷。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这是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殷殷嘱咐，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使我坚定信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贵州省文联、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