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走后，母亲节几乎成了我的伤心日。曾写五律《母亲节感怀》：不堪逢此节，任流泪千行。痴望天堂远，追思溺爱长。欲孝亲却走，心空岁月凉。梦断慈母线，情怯再无乡!

母亲算得上大家闺秀。祖籍安徽桐城，我姥爷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母亲读过几年私塾，在那时的女孩中算是文化人了。八路军过江时，母亲十四五岁，聪明能干，深受工作队喜爱，让她帮着在村里做些妇女工作。以后，又参加革命到了江西，在九江行政公署做秘书工作。用现在话说，很体面、很风光、很有成就感。二十八岁时，与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返回江西的父亲相识结婚。后来，我那辽宁去的奶奶却因过不惯南方生活，要“吃东北的大豆腐”，非逼着我父亲回东北老家。父亲文化程度低，有时签批文件吃力——实际上这是那时工农干部面临的普遍问题——我那极有孝心的父亲却真的以此为由要求退职还乡。时任南昌警备司令的老首长闻讯赶到车站痛惜大骂，却木已成舟。后来我打趣父亲，“唉，不回来我说不定也是高干子弟了。”老爸乐了，并无悔。回头来看，那时牺牲最大的便是随父亲退职的母亲。从温暖宜人的江西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成了“家庭妇女”。

那时我刚五岁，却记忆犹新。刚回到东北时是冬天，满眼白雪望不到边，三匹马拉着的胶轮车压的车辙足有半尺多深。我们住的老屋，草房泥墙，北墙窗下放一张旧桌，土炕炕梢放一只残旧的炕琴柜。土炕连着一个上细下粗的土烟囱。烧柴做饭，时常弄得满屋子冒烟。母亲便在这样的屋子里住了下来。

母亲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八十岁还能熟记四书五经。她给我最深刻的印记是善良贤淑。困难时期缺粮，爸妈是退职干部，每月可从国家粮库领取几十斤大米白面，这在当时是天大的财富。不过家里人轻易吃不到，只有客人才能享受。而每当村人生病，母亲都要舀上两碗米面送去。经历长期的部队生活，父亲胃病严重，母亲顿顿都要给父亲做点好吃的。家里有个大搪瓷缸，是父亲的“小灶”，可我从来没看到母亲吃过一口。有时父亲发了脾气，母亲才不得不赌气地夹一点点，然后悄悄放到我的碗里。

母亲胆子小，最怕黑天。晚上串个门，东院走到西院都要找个做伴的，从不敢自己走。我上初二那年，附近一个同学骑着新买的红星牌自行车回家，半路被残忍歹徒抢车、杀害，一时间人人自危。有天晚上学校放电影，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没有同路同学了。夜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见路，我转着圈不敢出校门。正在这时，母亲焦急的呼唤声从远处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怎么可能会到这儿来?等我又听了一遍，才确认是母亲。原来，母亲看天都黑透了我还没到家，顿时急了，连灶里的柴都来不及灭，一个人摸黑走了四里多山路赶到学校。母亲带我回到家时，院子里站满了人，邻居们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正要分头去找。邻家高大娘责怪母亲说:“你平时胆子小的连东西院都不敢走，今天怎么疯了!”那时小，直到多年后，我才认识到，那不顾一切的“疯狂”背后，是怎样的母爱。

有一次，母亲病得厉害，确诊是克山病。这种病死亡率极高。那几天我家院子里总是站满了乡亲，看病、熬药，干东干西。天佑好人，母亲幸运逃过一劫。但母亲的病还没全好，我也病了，高烧昏睡。弟弟做了汤，父亲切了最细的面条，邻居杀了老母鸡炖了汤送来，我却什么也不想吃。母亲强挣着叫人扶她起来，做了我最喜欢的鸡蛋汤，端来我面前。当母亲那冰冷的手触到我火一样烫的前额时，我在昏沉中哭了!我的病很快好了，与其说是药物的功效，倒不如说是母爱的滋补更确实些。母亲却因受凉、劳累，再度病危，又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这次大病，母亲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后来我参军、转业，到县城、省城、京城工作，每逢稍有时间，总不由自主地跑回家陪陪母亲。九十年代初“深圳热”时，我得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工作机会，风烛残年的母亲一听要去的深圳在几千公里之外，寝食难安。我虽真心不舍，却也坚决放弃了这次调动，相当于放弃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朋友每每为我惋惜，我却至今不悔——母亲的安心足以补偿一切。

母亲走后，每逢看到朋友、同事尚有爹娘可孝敬，总是暗自神伤。父母在时，年节有盼头，回家有奔头。父母不在，这一切都空了。许多次回家，痴痴地望着熟悉的老屋，滚热的土炕，院内厨间的物品，用流泪的心丈量着生死距离，追思父母养育教诲之恩。我的父母之爱，方式、方法，甚至目标完全不同，但爱之深之切却完全相同。父亲眼不容沙，口不留情，言传身教，期望我正直、出色。母亲则细腻温暖，我的每一丝烦恼、病痛，都牵着她的心。我这大半生，从政、从军、从商、当记者，经历万千，阅人多多，也诱惑多多，尚属从容，未有大错，未失初心，实得益于父母。这些年来，我最喜欢唱的歌是《父亲》《母亲》《儿行千里》，最动我心的是那句“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出门在外没有妈熬的小米粥”。亲爱的老爹老娘，我也这样央求你们，下辈子还做我的老爹老娘。

农村老家有块墓地，父母长眠于那里，周围种了一圈松树，洁净而简单。

（作者：郑有义，系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