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1950年至1960年，一直住在东四北大街钱粮胡同的海关大院里。

记得从东四北大街胡同东口往里路南，有座两层的中式小楼，挂着鸿顺煤铺的匾。那小楼西面是南北向的小胡同，记得前半截叫轿子胡同，后半截分叉，其中一叉叫孙家坑。轿子胡同进口一株大槐树下，形成一个宽敞的空间，鸿顺煤铺就利用那空间，让雇来的师傅摇煤球。

少年的我，常驻足看师傅摇煤球。经常会有两位师傅交错占位在那里摇煤球。他们把晾干的四方形煤块铲进一个直径大约一米五的荆条编成的筛子里，筛子下面垫一个陶制花盆，然后蹲下来，摇动那大筛子，时不时地往筛子里撒煤灰、洒水，摇动筛子使里面的煤块反复做圆周运动，最后那些煤块就都滚成了乒乓球大小的黑煤球儿。直接用那些四方形的煤块拿来烧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摇成球形？后来知道，那些煤块都是按比例掺了黏土的，摇成煤球才能使外壳全是可燃的煤，而且放到炉子里煤球之间有足够的空隙，可以使空气流动，便于持续燃烧。春末起一整夏到仲秋，摇煤球的师傅都经常光着膀子，缅裆裤捆着红布条腰带，他们屁股底下虽然会叠放着三块砖头，但坐在砖头上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蹲踞着劳作。因为跟煤打交道，他们脸上总蒙着一层黑灰，但他们肩膀上总搭着一条灰色的毛巾，时不时地拿来擦身上的汗，虽然经年地风吹日晒，他们胳膊胸脯倒并不黝黑，而是小麦黄的颜色，他们摇煤球时胳膊上的肌肉如铰链律动，他们的胸肌厚实而紧凑，具有一种大异于健身房先生的强壮之美。我们海关大院各家各户，那时候都从鸿顺煤铺买煤。来送煤的，也就是那两位摇煤球的师傅。他们会用一种宽宽的帆布带，把一竹筐煤球斜挎在身上，到了各家，把那筐里的煤球倒进指定的木箱或铁桶中。有的人家会请他们喝茶，他们从来不喝，我母亲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不愿意弄脏买主家的茶杯，所以他们来送煤，母亲就从父亲的香烟筒里，拿烟递给他们，他们总是高兴地接过，连声道谢，一支暂夹耳朵，一支出院前就点燃享受。

那时候各家厨房里，使用的多是白炉子，就是鲁迅在《伤逝》里写到的那种，用石膏、石棉做炉体，用耐火黏土做炉膛的小炉子。但入冬以后取暖，不能用白炉子，简陋点的，用铁皮炉子，讲究的，就用铸铁的花盆炉子。那时我家分到的宿舍，中间一间放八仙桌，可以待客就餐，进门右手一间父母住，左手两小间，一间我住，一间姐姐住，右边尽头还有个小洗漱间，有自来水龙头，算是挺宽敞的，但入冬取暖，只在中间那间安放一个花盆炉子，为让热量传递到各屋，我家使用的是当年最大号的高腰花盆铸铁炉，之所以叫做花盆炉子，就是因为其炉体形态仿佛花盆，高腰大号的，则有如两个大花盆对扣在一起，炉腰有花式装饰，炉身下有三只兽爪般的立足，底下放一个很大的铁皮裹木头的带围沿的托盘，托盘里还要留下足够的地方，来放三样东西：装煤球的小铁桶（大量的煤球放在厨房的储煤箱中，这小铁桶是运煤球及方便往炉中续煤球用的）；放在炉子下方炉口接扒下炉灰的铁簸箕；一个装有撮煤球铲子、煤灰扒子、熥火铁棍、长柄煤夹子的长方形铁筒。冬日里，煤球在花盆炉子里燃烧，炉口闪动着红光，炉子上的铁水壶滋滋发响，炉后的洋铁皮烟囱先往屋顶升起，再严丝合缝地弯向屋外，屋外的烟囱口再戴个朝上的小铁帽，下面挂个接烟油的小铁筒，而安装在门窗旁的，从隆福寺庙会买来的绘有祥云图案的风斗，更保证着一氧化碳的疏散，真是既温暖又安适，有时炉台上还烤着白薯，加强着小康家庭的香暖氛围，冬晚一家人围炉聊《红楼梦》，争辩，欢笑，唉唉，那是多么令人忆念的时光！

大约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有了蜂窝煤，鸿顺煤厂增加了蜂窝煤的品种，但煤球依然还受欢迎，我家厨房白炉子用上了蜂窝煤，入冬屋里花盆炉子依然烧煤球，只有煤球的热力能让几间屋子都分享到热量。有人告诉我蜂窝煤是由法国科学家路易·莱茵·斯特拉姆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他使用一种新的技术，将煤炭烧结成蜂窝状，以增加表层面积，提高热量。但是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里炉边读《人民日报》，他把一则新闻读出声，就是我国山东一个叫郭文德的，发明了一种比煤球优越的家庭用煤——蜂窝煤。现在想来，郭文德显然并不知道法国的斯特拉姆斯，有的发明，不同民族可以各自实现。到如今，北京全市不仅禁烧煤块、煤球、蜂窝煤，连一度流行的煤气罐也大体退出了历史舞台，普及了管道天然气的使用。现在钱粮胡同居民的取暖动力应该要么使用天然气要么使用电。但少年时代那健壮的摇煤球师傅的辛劳形象，是不会退出我的生命中的感恩画廊的。

当年家中冬日围炉闲话，父亲会说起他所知悉的钱粮胡同历史，早在元代就有这条胡同，明朝这里设铸币厂，清朝八旗子弟不用劳动即可分到钱和粮，称“铁杆庄稼”，这里因设有分发钱粮的机构，所以得钱粮胡同之称。但那分发钱粮的机构究竟在胡同何处？是鸿顺煤铺的位置吗？包括据说胡同里曾有康熙十三阿哥，也就是雍正登基以后立即封为怡亲王的那位，他的后代，其府第即在此胡同中，但均难指认位置。倒是道光、咸丰两朝位居权位的大学士耆英府第，还可指认，其中一部分后来居住过激烈反对袁世凯的大学者章太炎，他在世时鲁迅多次来此拜访他，执弟子礼甚恭。父亲说胡同里原来有一家大饭庄聚寿堂，还有一家1905年开业的西式公立医院叫城官医院，钱粮胡同之所以成为北京最早铺上柏油路面的胡同，大概就因为有这些因素，但聚寿堂和城官医院，也都只是“依稀可辨当年痕迹”罢了。

父亲的“说古”，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我一贯感兴趣的是“当下”。我记忆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亲见亲触的事物。1950年后的钱粮胡同，有不少新气象。胡同中段路北，出现一家以前没有的占地不少的印刷厂。印刷厂常有载重汽车出出进进。进去的有运纸的。那些从纸厂运来的大卷筒的原装新闻纸，有时候就卸在厂门外面，等待陆续滚入，它们直径高达两米左右，超过一般男子汉身高，包裹在大纸卷外面的牛皮纸，有时候裂开了口子，路过的同龄人，多是男孩子，有的就从那裂口用力地撕扯，扯下的大块牛皮纸，用来包课本作封皮。我随之扯过一次，拿回家遭到母亲批评。印刷厂有时傍晚会把许多裁下的纸边，大条大条的，当做垃圾倾倒在厂门外，夜里会有垃圾车来运走。这些纸边是胡同里我们同龄人的最爱，男生女生遇上都会拣些拿回家，我也会拣回家，母亲倒不为此责怪。女生会把纸条再裁成小本子，装订起来，绘制美丽的封面，里面用来写日记。手巧的女生还能折起纸条编制成提篮，供家里买菜用。别的男生，多用来叠方胜，在院里垂花门边的上马石上玩拍翻就赢的游戏。我呢，会把纸条截成一拃长，订成一摞，然后画成一套漫画。王蒙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活动变人形》，有人乍见不知何意，我一见却忍俊不住，那就是我少年时摆弄过的玩意嘛，我在一摞寸把宽的纸条上，依次画出同一个人的形象，将那形象逐渐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从右侧快速从底部翻动到最上面一页，就产生出类似动画片的效果。我的第一部“活动变人形”作品，是以小学同桌女生为模特，先是美丽的脸庞，然后笑眯眯，再后闭眼大笑，又变成皱眉，又呈现愁眉苦脸，居然痛哭流涕，泪花四溅，最后咧嘴，吐舌，定格为一幅怪模样。这次“放映”的后果是同桌告到老师，老师把我叫去谈话，我不得不重新“放映”一次，老师竟忍不住“噗嗤”乐了。老师批评我不该拿同学取笑，让我给同桌道歉，嘱咐我要懂得尊重别人。老师没有没收我的“变人形”处女作，建议我另制作一部以“跌倒爬起来”为主题的“小电影”，可以在班上让同学们传看。

居住在钱粮胡同的十年，我是一个狂妄的文学青年。有种说法：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最初都是诗歌狂人，会写出一大堆诗来，后来若不放弃文学创作，才会多数转化为去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只剩下少数最后真的成为被社会承认的诗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试着给《北京日报》副刊投稿，投出的第一篇稿子是一首约二十多行的诗《绿色交响乐》，灵感来自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观看印度美术作品展时，被深深吸引住的一幅油画，那幅油画就叫做《绿色交响乐》，画的是层次丰富的自然界植被，投出以后，我就总注意《北京日报》副刊，幻想能给我登载出来，但是我的诗稿被退回了。在1954年年底，我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署名李学鳌的诗《每当我印好一幅新地图的时候》，不久就看到大诗人臧克家（我学的语文课本上有他的诗）对李学鳌的高度评价，并且知道，李学鳌是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工人，于是感悟到，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李学鳌所在的北京人民印刷厂，不就在我们钱粮胡同吗？我能不能在放学的时候，恰巧在印刷厂门口遇见他呢？可他什么模样呢，会像普希金那样一圈络腮胡子吗，后来再见到署名李学鳌的诗，我就都读。离开钱粮胡同二十年后，1980年，我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这才见到李学鳌本尊，跟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是一位憨厚，总带着与人为善的微笑，很朴实的老大哥。可惜1989年他56岁时就去世了。他参与印制的地图和他诗歌中的爱国情怀，都融入了共和国历史。

我们住的海关大院当时是35号，西邻的34号小四合院缩进去，当时是诗人、文化学者陈梦家和夫人、翻译家赵萝蕤的住所，前些时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也曾隔窗窥新月》，开篇便写到他们。

胡同中部路南有片空场，场地尽头是隆福寺南门。隆福寺是孕育出我早期文学情思的福地。我写长篇小说《钟鼓楼》，就是从北京市文联开出介绍信，到已成为东四人民市场的隆福寺去参与售货、运货、布货、清货、补货，与售货员、仓储员等先打成一片，再到其中相处最好的家里做客，也就将视野扩展到其居住的胡同杂院中其他的人家、人士，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活积累与感悟，构思完成《钟鼓楼》的。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四牌楼》中，更把隆福寺写进书里，其中《蓝夜叉》一章，描写到当时仍存在的毗卢殿的藻井与两壁的天龙八部雕像，刻画出弱势生命的尊严与善美，也写出了我少年时期的荒唐与我的忏悔。

钱粮胡同里西边路北，那时一度还存在着一家出版社，是苏联官方资助一位叫罗果夫的人士，在中国专门翻译出版苏联文献与文学作品的机构，叫做时代出版社，一些优秀的中国编辑家、翻译家如姜椿芳、戈宝权、蒋路等当时都在其中工作。记得那出版社院门旁有个小门面的书店，只卖其出版的书籍，我曾从中选购过一册写苏联远东地区高中生参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作者是米·哈夫金，书名叫《永远在一起》，作者和作品知名度都有限，却重重拨动了我青少年时期的心弦，至今余韵犹存。书里写那些远东地区的青年，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与战后胜利归来的，他们的灵魂永在一起，青春不灭。书里有一句：“后贝加尔湖的春天啊，你那么样地灿烂！”很平常的一句，却令我几十年后听到歌手李健吟唱《贝加尔湖畔》时，勾连起来，胸臆中就有热流回旋。时代出版社后来合并入商务印书馆。

胡同路北接近西口，有一个带八字护墙的大红门宅院，都知道是刘伯承元帅的居所。我那些年不知道路过那扇大门多少次，但从未遇见过那扇门开合有人进出，连有汽车停在门外的景象也未遇到。刘元帅一家在钱粮胡同里非常低调。

胡同东口外马路对面曾有一家书店，我在那书店里买到一册周汝昌前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后全家翻阅，成为父母兄姊和我经常讨论的话题。那是周先生对我的启蒙，也是我和他结缘的开端。上海三联书店近日出版《周汝昌刘心武通信集》，收录了自1991年至2011年我们二十年间的通信，以及部分相关文章，悠悠岁月流逝，钱粮胡同东口外那家书店早已消失，但它令我后来在周汝昌前辈扶持下迈入红学研究领域，其牵引作用，岂可忘怀。

胡同西口内曾有所私立耀华小学，我曾在那里就读，学校是父子亲属齐上阵，母亲很快发现其弊端，给我转学到公立隆福寺街小学。

胡同西口外，每到年关，售卖零食的摊档上，就会摆出大量的关东糖，以瓜形最多，那些糖瓜儿小的只如杏儿，多数桃大梨大，卖得很火，也总会在高处摆几个真有南瓜那么大的，难得卖出去的特大号关东糖，十分有趣！

如今北京东城区区委区政府设在钱粮胡同，东城区文旅局与北京九维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出品了根据我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钟鼓楼》，2022年11月8日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反响不俗，本来还要在保利剧院连演数场，并计划到上海演出，却因疫情紧急叫停。到2023年4月，社会生活全面转为正常，话剧《钟鼓楼》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了四场。东城区文旅局人士知道我曾在钱粮胡同居住过十年，竟三十几年再未进入过，便邀我“回娘家”，我很高兴，却又“近乡情更怯”，我知道这几十年来钱粮胡同变化非常大，我记忆中的许多都消失了，印刷厂早搬迁了，孙家坑也早改叫连丰胡同了，新建了宾馆，出现了餐馆、茶室、咖啡厅，我宁愿先巩固住记忆，为胡同正史补阙拾遗，再去旧地重游。

时间淌过城市，便是历史；时间流过个人，便是命运。钱粮胡同于我，是一段生命史，更是个人命运的转捩处，有太多的故事。钱粮胡同啊，教我如何不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