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杨家岭，在七大的会议室前，是一块宽敞的空场地，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夜，正是在这里点起了一盏灯火。

由于白天的会没有开完，参加会议的人又太多，吃过晚饭，会议索性就移到了礼堂外的敞地里举行。警卫团的战士们将几根粗杆交织起来，在粗杆的中央悬挂了一盏汽灯，于是，一个简陋的会场就搭成了。会场中央，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侃侃而谈，四周围着一大群人。灯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

——中间发表讲话的人就是毛泽东。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从此以后，这个论断就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新中国的文艺之路。

《讲话》发表以后，在延安引起了轰动，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聆听讲话，深受鼓舞，他们身体力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迅速投身火热生活。有的奔赴偏远农村，有的深入抗敌前线。他们把从生活中的亲身经历、贴身感受作为创作的第一素材，迅速书写出了有观点、有生活、有情感的文学作品，在第一时间让大家感受到了文学的温度。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等，这些作品，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文学力量。

全国解放后，外地来延的文学家们纷纷离开延安，奔赴他乡，但杨家岭点燃的那盏灯火却一直在亮着。一代代延安本土作家传承革命文艺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体会火热的建设生活，用心感悟群众的喜怒哀乐，产生了路遥、高建群、曹谷溪、史小溪、裴积荣等一大批作家，其中尤以路遥最为著名。他的中篇小说《人生》虽然只写了几个年轻人爱情纠葛，但却穿透了一个时代，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人生》被拍成电影后更是风靡全中国。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一个鲜明的标杆。

在出席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时，路遥这样说道：“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她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话说得真好啊。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鼓舞与激励下，延安一代代本土作家自觉融入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奔腾洪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始终践行着“为人民而写作”的这个信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延安迎来了一批“北京娃娃”，这些年轻的甚至充满稚气的后生们、女子们都被分配到了生产队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北京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巨大的生活反差，他们没有沮丧，没有自暴自弃，一边用打起血泡的双手和社员们一起扬场、掏粪，一边用好奇的眼睛发现着这片浑厚黄土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史铁生曾在延川县清平湾插队，后来，他以这里为原型写出了著名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为自己青春最美好的记忆。梅绍静用诗歌《她就是那个梅》《唢呐声声》，来抒发她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表达普通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其他知青作家还有陶正、高红十、叶延滨等等。知青的文学创作，赋予了信天游新的艺术生命，极大地丰富了陕北地域创作，为黄土高原抹上了一抹亮丽的绿色。

转眼到了今天，时代变了，火热的生活变了，但是，从一九四二年杨家岭点起的那盏灯火没有变，“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为人民而写作”的观念没有变。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的时期延安又诞生了一茬作家，他们是阎安、厚夫、成路、侯波、张金平等。阎安以诗集《整理石头》获得鲁迅文学奖，而厚夫创作的《路遥传》业内评价甚高，目前发行已突破十余万册。侯波的小说、成路的诗歌、张金平的剧本也都在以“为人民而写作”的温暖情怀先后获得多次奖励，成为文学陕军的佼佼者。是啊，他们还年轻，还在成长，但已经崭露头角，相信假以时日，他们会成为高原上的一棵大树，开出满眼的碎花，丰富着人们的视野。

从一九四二年到今年，时间整整走过了八十一年，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延安走出的这些作家始终把根扎进土地深处，坚持为人民而创作的信念，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创作出了一大批描绘火热生活、反映时代精神、讴歌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在讲好延安故事的同时，也在弘扬着中国精神，传播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力量。

而我们更欣喜地看到自一九四二年点起的那盏灯火一直到现在，从未熄灭过，并且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