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2冬至日，寒风凛冽，突然得知魏久环老师走了。我十分痛心，当即拨通了他家的电话。电话中没有、也不可能再次传出久环老师那浓重的德州口音的山东话。

1980年秋，我第一次走进赤峰道那座古色古香的三层红砖小楼，递交了简单的个人资料，又经过了简单的面试，不久，就如愿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了，能够与喜爱的书刊打交道，使我兴奋不已。

当年年底，我到了《散文》月刊工作。那时，编辑部四个人，挤在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小屋办公。主编石英家在北京，在屋里安了一张单人床，吃住都在办公室。小屋旁边有一个三四平方米由废弃的厕所改成的储藏室，里面堆放着作者的信函、阅过的稿件，其中有很多重量级作家的手札。尽管没有人讲明，久环老师主动管理起来。他成为了我的编辑老师。

久环老师不善修边幅，显得大大咧咧、很平易近人。很多同事称他“久环”，更熟悉他的，索性就称他为“老九”。他每天用一个铝制的饭盒带来简单的饭菜，穿着很是简朴，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工作时总爱戴着一副套袖。可是他对待书刊、对待工作很细很细。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极多，久环老师让我用剪刀把信封剪开，将稿件用曲别针卡上，一份一份摞起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每个月都要定期交换刊物，收寄刊物也是一项挺繁琐的工作；平时要整理作者地址，每期寄赠样刊和稿酬……这种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我很多时间，难得挤出点时间阅稿。而这时，他常常会派给我一些杂事，我心里不免暗自有些抱怨。

每当收到外地交换来的重要刊物，他总是第一时间拿走翻看。他把寄赠刊物的旧封套都裁开，压在他的椅子垫下，每次买到新书，他就用这些旧的牛皮纸袋精心地包上书皮儿。

他阅读自投稿的速度极快，一件一件，粗粗地翻看，有时快得甚至超过我拆信的速度。可是，有时候阅读的速度又很慢很慢，记得他一收到贾平凹的散文，就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有时索性就大声朗读，读到精彩处，止不住拍案叫绝。他一边拿着稿件，一边摇头晃脑地说：贾平凹真是有才，你看这散文写的！其实，贾平凹钢笔字不好认，他读着挺吃力，总是字斟句酌地反复阅读。我觉得，以我过去当过打字员、广播员的资历，我读起来、编起来会比他顺畅。几十年后，我曾经和平凹先生讲过这细节，他微笑不语。时在扬州宾馆，晚饭后散步闲聊。

石英老师有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极好的记忆力，博闻强记。平时上班，似乎不怎么看到他认真阅读稿件，总喜欢聊天，每每聊到兴奋处，常常哈哈大笑。可是，对办刊的思路，他心里明镜似的，贴近大众，贴近读者，不唯名家是从，总是推出感觉清新、富有艺术张力的散文佳作。像贾平凹、冯骥才、张洁当时的名气还不是特别大，但《散文》首发的《月迹》《丑石》《泰山挑山工》《拾麦穗》等，都堪称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佳作。

在当时的散文界，“久环”的名气大得很，每天至少都有几封寄给他个人的信函。他对刊物、对业余作者，真是充满了热情。记得当时他受邀去吉林大学讲散文，发现了正在读书的禾子（季红真）、王小妮，便推出了她俩的散文处女作。禾子的《古陵曲》，是在1980年第7期《散文》头题位置推出的。此际，我从书柜中取出1984年版《散文获奖作品集》，里面收有《散文》创刊三周年时编辑的30篇获奖作品，其中就有《古陵曲》：“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索。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作品思想深沉、厚重，写得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很难想象这散文出自一位女大学生之手。

在《散文》月刊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学习阅稿编稿，从自投稿中挑选刊发了《钻石，你在寻找谁？》《风雨太平洋》《挂在树梢上的风筝》等几篇散文，被收入全国中学语文教材，也都是《散文》的获奖作品，我初尝了编辑工作的成就感。

大约一年时间，我便调到《小说月报》，与久环老师接触的机会变少了。直到1992年年底，《散文海外版》创刊，社长郑法清任主编，我成为刊物编辑部主任。这时，久环老师已经是编审，担任文化编辑室主任。记得1993年年初在北京召开《散文海外版》创刊座谈会，签到时，我惊喜地发现久环老师也来了，他仍是乐呵呵的，手中拿着一本散发着墨香的创刊号。1997年，他退休时，我成为刊物的执行主编，他时常来到编辑部，毫不客气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指导起我来。有时他会带走几本编辑阅过的刊物，时常也会有新的发现，每到发稿前、也是大家最为忙碌时，他肯定到场，总是要看目录，翻看排在前面的文稿，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常常是不同的意见。有时，我觉得他提得有道理，就按他的意见更改；有时，不想采纳他的意见，他总是不依不饶，一次次固执地表述己见，那浓重的山东口音常常弄得我上不来下不去地想发脾气。可是静下来时，也觉得他是好心，难得有这么一个总拧着劲儿的“行家”指导办刊。尽管我见到他时总觉得“头疼”，可从没有把他当外人，采用了他推荐的稿件，总要给他开一点费用，每到年节有点福利时，也总是惦记着他，编辑出版了好的图书也愿意送给他收存。

2007年10月，我精心邀约、编辑的韩美林老师的《天书》出版了，一位职业编辑，在其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和发现几位使生命绽放出光华的作家，真是幸事。结识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连续编辑、推出了他的多篇散文和散文集，尤其是编辑出版他重要的著作《天书》，我深以为幸。《天书》出版后，获得了强烈的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高规格的新书发布会，“小天书”（普通版，定价108元）首版8000册很快脱销，一年之内连续两次、三次、四次印刷，印数达两万多册，而且做到零库存。久环老师对我说：“《天书》使你的编辑事业达到辉煌……”我很激动，当即送了他一本美林先生签字本《天书》。我相信，他会精心地包上书皮，认真阅读，然后存放在他的书柜里。人与书相遇相知，人与人相遇相知，表面看是缘分，内里其实是爱好、境界、格局、素养等综合素质的体现。

待我退休后，每每通电话，他总是向我推荐他新近阅读过的好书，希望我即刻买来阅读。2021年盛夏，他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强烈地推荐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他激动地说：“香港作家潘耀明的这本书，记述了他与许许多多文坛大家的交往，很是感人，是近年看到的最为出色的散文集。”其实，潘先生已经委托出版社将这本散文集寄赠给我，我正在认真阅读第二遍呢。

编审退休后的待遇不错，可他的生活仍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永远穿儿子们穿剩下的衣服，甚至穿捡来的鞋子，节衣缩食无所奢求，而买书、订报刊是他个人最大的消费了。直到他去世，家里还有他自费订阅的几份报刊。对于这位不会上网、不会操作电脑，也不使用手机的老文化人，阅读图书报刊是他永远的精神享受。去年，我刚刚在一家报纸上刊发了散文，第二天便接到他的电话鼓励。收到我寄给他的个人散文集《那双美丽的眼睛》，阅读后，他便打电话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争取再出新的散文集。

进入去年12月初，气温骤降，他突然想起要找一本读过的旧书。现在居住的两居室放不下那么多藏书，他坚持要去不远处的旧居找书，说后就自己去了。旧书有时是挺难找的，可能需要翻箱倒柜，他去了好长时间才回来，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个跟头。尽管只伤到手，人的精神却大不如前了。此后，他的话很少了，也基本不再外出了。十多天后的一天中午，他都没有气力起来吃饭，躺在床上就走了。临行前，他可能还在琢磨着他那本书……疫情之间，大家也未能前去告别。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小说月报》老主编李子干说：“有一年，我去北京参加个颁奖会，就餐时有幸与汪曾祺同桌。汪老对我说：我就怕你们社的魏久环。你不答应给他写，他就不走。现在，一个连汪曾祺都怕的人走了。”

一位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天性喜欢书刊，凭靠读书，走进了城市，娶了贤良聪慧的高中老师为妻，经他手，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成为出色的职业编辑、编审，还和妻子一起培养了一个研究生、两个大学生儿子，供养了三个大学生侄子，久环老师算是“硕果累累”，没有虚度此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