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只被父亲表扬过一次，一直铭记于心。

那是开始到孟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我用平时收存的牛皮纸和旧年画之类的，给新课本包上书皮儿，然后，用毛笔很潇洒地标明了课本的名称。父亲检查语文课本时，指着封皮上的“语文”两个字，问：“谁写的？”

我心里嘀咕，低声承认是自己写的。他脸上仍然没有笑意，但语气柔和了一些，说：“这两个字写得还不错。”我兴奋异常，却不敢显露出来，等父亲走后，反复端详那两个字好在哪里。自己写字的时候，无非是轻松自如，还有一点儿“玩帅”的意思，远不如平时写“大仿”认真，反而误打误撞地入了父亲的法眼。当时，便给语文课本重新换了封皮，将父亲表扬的那两个字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并非那两个字如何珍贵，而是被父亲表扬实在太难得了。虽然他不过顺口一说，也不是我真做了什么值得夸奖的事。自我记事儿起，就没见父亲笑过，随着我渐渐长大，才理解了父亲的一片苦心。

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我家掌家的老祖母自杀身亡，紧跟着曾祖父去世。因祖父是过继的儿子，乡间流行“吃绝户”，连着两场大殡，几乎把家底儿掏空了。在躲避日本兵的过程中，又丢失了家里的大青骡子，可谓祸不单行。对父亲打击最大的，还是他最钟爱的二儿子意外身亡。我二哥私塾毕业后，到天津学买卖，已经出师，开始给家里寄钱。1948年冬天，他外出办事，被流弹所伤，不治身亡。他是家里读书最好、最有出息的年轻人，可以说，寄托了整个家族的希望。这一噩耗，让父母撕心裂肺，尤其是母亲，几次哭得昏厥。

此后，又迭遭变故，家道败落，家里难得有欢乐的时候。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全区会考得了第一，都没听到父亲一声赞扬，甚至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一丝笑意。我揣摩，在他的心里，孩子的功课好坏，已经无所谓了。平时，他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习，偶尔会翻翻我的课本和作业，看出毛病说两句；挑不出错来，就不置一词，转身离去。每到大年三十晚上，陪父亲守岁，我看小说，他看自己喜欢的书，父子俩直到子时煮饺子上供，也搭不上几句话。

我在乡村长到14岁，基本是散养。母亲对我非常疼爱，却并不约束我，但我必须完成家里分派的农活儿，诸如，给牲口打青草、麦收和秋收时帮着抢收等。其他时间就没人管我，我可以跟小伙伴们疯玩儿，怕家里给派活儿，也可以躲到村外树上读书。小学的前三年，是在本村学校就读，感觉上学的时间还没有放假的时间长。读书要服从农活儿，麦收要放假，暑假要放到秋收结束才开学，离春节还老远就又放寒假了。也就是冬闲的两个多月和春天青黄不接的三个多月，是上课的时间。稀里糊涂上完三年级，村里没有教四年级的老师，不得不每天走七华里，赶到孟庄小学读书。

因为不是农忙季节，早饭没有主食，只喝粥。年成好，粥里会有红薯、胡萝卜与蔓菁，农村的那种大海碗，我会喝上三碗。胃口大就是那时候撑出来的。眼下，已年过八旬，仍不明白现代养生学的“七分饱”是怎样的境界。每顿饭须吃饱才舒服，当然也是没出息。那时，虽然被三大碗黏粥撑得肚子鼓鼓的，但是，出村不多远就开始撒尿，跨越七华里路，不知要撒多少泡尿，到学校肚子就瘪了。下第一节课就感到饿，忍不住会掰一小块儿本是中午饭的饼子充饥。

比成年人手掌还略大一点的饼子，是玉米面或掺和了高粱面在锅边上贴出来的。每到下课吃一点儿，中午放学，外村的同学都在教室吃午饭，我却无饭可吃了。望着别人吃东西，自己就更饿，也特别尴尬，只好躲到学校外，找个没人的暖和地方，孤单单地待着，估计快上课了，再跑回教室。

1954年冬，母亲去世，我的童年也结束了。母亲葬礼结束后，在天津工作的三哥要起程回津，当着全家的面突发豪言：“老兄弟只要考上天津的中学，我负担全部费用。”不知他当时是觉得我能考上，还是认为我考不上。当时，三嫂和他们的孩子还在老家。他或者是这么想的：“家里替我照顾老婆孩子，我负责供老兄弟上学。”

因此，我的小学只上了五年半。当时，农村是寒假后升级，城里则是暑假后升级。1955年夏天，六年级刚上完半个学期，到天津考中学，没想到考题很容易。原来农村的小学课本，比大城市的小学课本要深得多，尤其是数学和语文。出了考场我就知道，除非他们歧视农村考生，否则，我不会落榜。

入秋后，根据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我赶到学校报到。按学校大门口贴出的分班名单，找到自己的教室，一位温和秀婉的女教师已在屋里等候，她显然就是班主任了，指定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课铃响后，老师先自我介绍，姓苏，然后，根据入学考试的成绩宣布五名班干部的名单：班主席——蒋子龙，学习委员——李某某……

我竟然是全班第一，这倒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班里还有临近天津的霸州、任丘等多位外地学生，有两三位同学已经结婚，其中，刘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们这个班，可真是一个城乡混杂、其乐融融的大集体。

从此，我由一个农村散养的少年，变成离开故乡的漂泊者，说心里话，真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正在前边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