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的学习研究需要相应的文物、文献材料作为依据，但传世的材料有真实可靠的、也有委托假造的，还有真伪莫辨的。那么，作为学习者，尤其是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并运用这些材料呢？

通常认为，对材料作真伪的甄别是学习、研究工作的首要前提。这样的认识，大体上当然是不错的，尤其是从“为学术而学术”的“我注六经”立场而言，但又不可以一概而论，尤其是从“学以致用”的“六经注我”的立场而言。

最典型的例证是苏轼对王维的研究。他以“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为依据，得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结论，别人向他指出：“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也就是说，这首诗并不是王维的，而是别人伪托的。究竟是不是王维的呢？苏轼实在弄不明白，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在王维各种诗文集中，此诗乃被归于存疑的“外编”。但苏轼的这个结论究竟是错还是对呢？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呢？

今天，对于学习、研究石涛者，《大涤子题画诗跋》肯定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舍此就很难全面、深入地理解石涛的画学思想。但此书是晚清汪绎辰据家藏并寓目的石涛画迹集录而成，达数百上千件之多。这些作品，今天大多已经散佚，但还有见得到的，有真也有伪。从这些作品上辑录下来的诗跋，当然也是有真有伪，但我们无法考证孰真孰伪。那么，这部《大涤子题画诗跋》是否还能作为我们学习、研究石涛的材料依据呢？

沙孟海先生曾自述学书的经历，说到自己年轻时好颜真卿，一度用功于临摹《裴将军诗》帖。有长者便告诫他，这个帖是靠不住的，书风既与颜不符，此诗也不见于《颜鲁公文集》；学颜当以《勤礼碑》《麻姑仙坛记》为正宗的法门。沙先生却不为所动，从中学得了颜真卿的真笔法、真精神，进而于晚年断言此帖非颜莫属。

清代学者阎若璩，穷40年精力考证《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序为伪。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祛千古之大疑”的一个重大事件，一时轰动士林。且有“言官学臣”上奏朝廷，建议将这部冒牌经典剔除出科举和学校之外。时任上书房行走的皇子的老师、常州学派的开山庄存与力排众议，认为《古文尚书》纵伪，但所记却是“圣人之真言”，尤其是《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诸语，为名教“长以通于治天下”的根本。对传世的文献材料，他认为当“独得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至于“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因此“仍学官不废”。直到民国年间，胡适在指摘乾嘉学派“重考据”而“不重理解”的弊端时还提到：“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书集传》是著名南宋学者蔡沈受朱熹委托所作的《尚书》学著作）。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江南大儒钱名山先生反复告诫他的学生，做学问“当主文章文理之大者”而不宜“拘于训诂考证之微”，正是同样的意思。

这种从伪作、疑作中可以获得真笔法、真精神的学习、研究方法，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像钱锺书、钱伟长高考有的科目不及格被大学破格录取后能成为大师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高考有的科目不及格的学子，都可以被破格录取、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苏轼不长于形象的塑造，却可以挥洒淋漓出怪怪奇奇、超以象外的“逸品”画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拙于“画之本法”的人，都可以放笔直扫、妙入毫颠。

令人欣慰的是，对学习、研究所涉材料真伪的这种认识，吾道不孤，西方有邻。美国当代美学家莱辛在《艺术赝品的问题出在哪里？》一文中，多层次剖析了著名的汉·凡·米格伦伪造维米尔作品案，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看来自相矛盾的结论”：“对这幅在博物馆里作为维米尔的天才的体现和证据，挂了7年之久的米格伦的伪品，我们又该说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说，除了米格伦高明的伪造技术，这幅画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呢？或者，我们是不是要承认，这幅画证明了米格伦的伟大，正如维米尔的画证明了画家的伟大一样。我认为回答将是一个悖论。而这个悖论虽然令人吃惊，却是绝对妥当的：（《使徒》）和维米尔自己的作品一样，是他的艺术天才的丰碑，尽管它出自20世纪的米格伦之手，却包含和展示了17世纪维米尔的艺术的伟大。”

不过，这个“令人吃惊”的观点，早在中国的10世纪以降，从苏轼、庄存与到沙孟海，便已代代相沿、习以为常了。由此联想到《红楼梦》中的一句经典：“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过去的理解无非是人生的真实虚幻、荣辱得失，今天看来，它应该还包含着做学问的道理。能从伪作、疑作中得到真精神，则“假作真”“无为有”；虽入宝山空手回、按图索骥得虾蟆，则“真亦假”“有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