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参与我年龄相仿，比我早一年分到这所初级中学。他是师范英语班毕业的，做英语老师。我是邻市师范普通班毕业的，校长让我教化学，我便成了化学老师。

我们住在同一排教师宿舍。学校也只有一排教师宿舍。

他目标明确，教学之余坐在宿舍里看全增嘏的《西方哲学史》、费多谢耶夫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要》和彭漪涟的《辩证逻辑述要》。他准备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研究生。那是1986年。

我没有目标，在宿舍里看一会何其芳的《画梦录》《预言》，望着窗外的棉花地红芋地，以及庄稼地旁边大片大片的枞树林，发一会呆。再看看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像《悠悠此情》《栗树下的晚餐》《广岛之恋》《毒蛇在握》等，翻来覆去地看。学校发的是一个小小的竹书架，放了十几本书就吱吱呀呀地叫，不胜重负。我看这些书不是为了考试，不费精力，只费情绪。隔壁的聂老师有一次走过我的窗前，说，“你成天呆在宿舍也没有用功嘛，只是理理书。”他不知道，我理理书也是看书的一种方式。一直看下去，这些书里的情绪不断发酵，会让人恍惚。

曹参的情绪一直饱满。他在练一种站桩功。“我将来是要从事一辈子学术研究的，必须有一个好身体，一个好脑袋，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练功。你也可以跟我练。”

他脑门大，眼睛亮，身材高大，走路就是风。他介绍了任督二脉、大小周天，我不明就里，也毫无兴趣；但对站桩本身，我是愿意学习的，那是有效果的。

曹参每天站桩两次，每次一小时。这两个小时，他双手悬举胸前，双脚分开与肩齐宽，瞑目蹲身，以眼光沿着膝盖看到脚尖为准，没有马步幅度大，但也要求身子稳定如钟。这个动作不难，一般人坚持做五分钟都没问题。难的是一站一个小时。每天两次，长期坚持。

曹参收功时，脚下是一摊汗水。然后，耳聪目明，大脑干干净净，正好读书。不然，那些砖头一样的书，很难读下去。

学校的中老年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转正的，学历最高的是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大专生。年轻老师多是中等师范毕业，刚从附近的村子里跳出农门。许多人在二十岁之前就将一生的学习时光用完了。比我们早来几年的吴老师、黄老师，读书聪明，都是同龄人中的翘楚，可惜，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所有的精力就是对付工作以及与工作有关的人事。

学校虽小，五脏俱全，总有一些不公，总有人仗义执言。有人向县教委举报领导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为眼前看得见的利益做艰苦曲折的斗争。这种事纠缠多了，人就容易沉陷进去。沉陷不是天崩地坼的塌方，而是在习焉不察中被侵蚀，让满身朝气逐渐变成一脸疲惫。

工作第一年能遇到同乡曹参，真是我的幸运。他不仅保持上学期间的读书习惯，还能自己寻找合适的方法，保证读书的效率并坚持下来。他明确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他还有很长的、未知的路要走。许多人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是既定不变的、没有挑战的、现成的路。

我开始跟着他站桩，以半小时为期，以浑身发烫为准。

傍晚放学，曹参邀我一道去食品站买鸡蛋。

学校临近公路，我们先沿着公路走。学校所在地是红壤，未被均匀破碎的石头垫成的路基，使得过往的拖拉机和货车颠簸不已，车辆过后，红尘滚滚，路两边的房子和树木都是土红色。我们的衬衫上也落下了淡淡的粉尘。曹参说，我们往高处走吧，这里灰太大了。

高处是隐没在枞树林里的一道沟渠，沟渠连接上游的花凉亭水库，干旱时，水库放水可以浇灌附近四县一百万亩良田。我们走在水渠的坝上，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长，铺在林间。曹参根本不是在散步，他像是在跑步。我走在他身旁，不免气喘，他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看来，站桩功已在他身上发挥作用。

“我们将来要长期伏案工作，你要创作诗歌，我要撰写论文，没有好身体和好脑筋是不行的；你的呼吸还不均匀，必须继续练。”

他又跟我说起柏拉图。“我跟你讲一个谜语吧。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看见又看不见，用一块不是石头的石头，打又没有打一只站在不是一根棍子的棍子上的不是鸟的鸟。——这是什么？”

我哪里知道。我看着他的影子在夕阳里落在枞树枝上变形又变形，他的头发因为疾走高高地直立起来，他白净的脸上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是什么，你不知道？

他是那样得意沉醉，我是那样懵懂糊涂。我们都在黄昏的风里奔跑，空气里飘散着枞树树脂的香味。高处的枞树枝条还是青翠的，低处的红壤在夕阳照耀下简直有一点红艳了。两个穿着洁白衬衫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行其间，热烈地说话，又各怀心思。曹参跟我讲述他阅读的《理想国》中的“谜语”，他觉得特别好玩，边讲边大笑不止。我一心盼望上游花凉亭水库突然开闸放水，那样，沟渠里奔涌着清凌凌的水，配合这晚风才好呢。

这是有别于学校生活的另一种时空。

见我没有追问谜底，他怀着一点怜悯心告诉了我：“这是一个独眼太监用一块浮石打却没有打中一只站在芦苇上的蝙蝠。你看，独眼、太监、浮石、芦苇、蝙蝠这些事物都具有含糊的两重性，人们不能明确地知道它们中任何一个是或不是什么。”

我能感觉到他关心的世界特别有趣，那是一个我进入不了的地方。他让我讲一些安德烈·莫洛亚的小说，我讲了《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他听后说：“这个制作大风琴的男人风流有格调，不过，我还是喜欢柏拉图。”

终于到了食品站。他原来是去买食品站收购鸡蛋时不慎打碎的鸡蛋，生鲜食品，时间长了就会坏掉，食品站低价出售，他花了五毛钱，买了十只，用一个塑料袋装好，里面是蛋黄蛋液，蛋壳已被清除。

我问他怎么吃。他说：“新鲜的干净的鸡蛋可以生吃，这个碰碎的不卫生，我要用油煎着吃。”我们那时月薪五十多元，每月还发半斤油票，可到粮站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菜籽油。他点燃煤油炉，在烧红的铁锅里放了二两菜籽油，生菜籽油的味道很难闻，熟了才香，他对这些厨房里的事也很精通，很快煎出一锅嫩黄喷香的鸡蛋。

他指着锅说：“这个，补脑。”然后，一口气将十只煎鸡蛋吃了。

那时候学校食堂里只有豆腐青菜供应，量极少；大锅煮几百人吃的米饭，不是夹生就是熰了。十只鸡蛋确实能补充营养。

我偶尔在报纸文艺副刊上发了文章，曹参看了，就大加鼓励：“你有诗人气质，最好还要培养一点理性思维。还有，你的站桩要坚持下来，形成条件反射，成为每天必须做的事。”我们关心的领域完全不同，有时不免鸡同鸭讲，但除了上课，与学生打交道，剩下的时间我们只讨论读书和站桩，这是完全一致的。

遗憾的是，我们只同事了一年。

1987年夏天，刚满二十岁、中师毕业的他，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寄来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信封上写着：某某县某某中学人事处收。这所初中的教师和伙夫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人，哪里有什么人事处，我们县教委才有一个人事股呢。人事处，只有省教育厅才有，离我们这所乡下初中实在太远太远了。那张与我无关的白底红字信封，给了我外面世界的新鲜气息：平等、开阔、高远、庄严。

那一年，我们带的毕业班，在全县近五十所初中里，外语和化学的中考成绩为第三名、第四名。校长愉快地签字，给他赴上海求学放行了。

我在这所中学继续任教一年。没有曹参的岁月，天日无光。我当时参加自学考试，有一门形式逻辑课程，在熟知数理逻辑的曹参眼里，那就是小菜。我有不懂的地方无人请教，写信求助曹参，他总是立即回信，将整个推理过程写满几张纸。龙飞凤舞，洋洋洒洒，我读了，豁然开朗。

曹参的远走高飞，并没有成为榜样激励其他的年轻教师。那太难了。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一些传奇故事。

王老师说，曹参是个怪人。学校给每个班级发一个塑料桶，曹参以为学校发水桶了，生怕少了自己一份，急匆匆将塑料桶拿回自己宿舍。那不过是学校发给男生寝室用的尿桶。

吴主任说，县教委的人来调查学校有几个老师写举报信的事，曹参先在举报信上签名了，后来又涂去。来人以为这是一个好的突破口，就走到曹参的宿舍，刚开口喊一声曹参同志，曹参就瞪圆眼睛，连珠炮似的发问：你知道什么叫同志吗？你凭什么称呼我为同志？你怎么可能与我同志？请你出去！

潘老师说，曹参有一双大头皮鞋，特别爱惜。每次回家，都要用一只皮箱装着大头皮鞋，再装上《西方哲学史》，带回去。问他为什么，他说怕别人偷了去，他只有这一双。有一次周末，他没赶上班车，硬是手提装着皮鞋的皮箱，步行二十九里，回到家中。

大家说的都是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像曹参说的柏拉图的谜语一样，事隔多年，就连曹参本人，也许都“不能明确地知道它们中任何一个是或不是什么”了。

我只知道，我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曹参。

曹参师从彭漪涟教授，毕业后去了中原地区一所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我刚调到一所高中，他过年回家，顺道看我，穿着格式特别的黑呢子大衣，怎么个特别，我说不出来，我只见过中山装和西服。他的外套有一种突破规矩的不齐整的美感。围着围脖，戴着金丝边眼镜，眼镜还用一串金链子吊在脖子上。那是1992年的冬天。走在小镇上，是那种一眼可见的时髦。

我们的对话少了。但仍保持微弱的联系。

后来我离开故乡，他调到西部某省行政学院，在哲学部做教授。2009年春天，他到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时我刚入职上海教育出版社，听说之后，立即赶去看他。同行的年轻学者对曹参十分恭敬，言必称曹主任。曹主任对着青年人说，这是上海滩上的大编辑，我的老乡。——我哪里是什么大编辑，刚入职的小菜鸟而已。

我问他打通任督二脉没有。已经担任省哲学学会会长的曹参说，早打通了，已经不练了。

我们有许多话想说，真说起来，又有些无头绪。他送我出来，走过桂林路，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仿佛又回到了那片长满枞树的排灌渠边。只是我们再也不会每天抽出两小时，旁若无人地练站桩功了，那种战胜了惫懒、浑身酣畅淋漓、大脑清爽干净的感觉，像青春的汗水一样，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