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的天气出奇得好，给人阳春三月的感觉，直到1月18日，天空开始阴沉，气温开始下降，中午时仿佛还下起了蒙蒙细雨。就在这时候，朱月瑜老师走完了他的一生，在温州市中心医院双屿院区悄然辞世，享年七十五岁。

朱月瑜老师的离去对我来说并不突然，这两年，我始终记挂着他的健康和安危。两年前的2022年年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患了一种疑难病症，难以治疗，现在双脚肌肉开始萎缩，身体已每况愈下。这让我颇感意外，他一向乐观向上、温蔼可亲，达到了一种“仁者寿”的境界，不料他步入晚年后便被病魔缠身。那年春节前夕，我与时任温州市文联主席的杨明明女士一起去他家中看望他。他告诉我们他已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基本上不见成效，语气中带着无助，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

此后，我时有通过微信问候他，他也告诉我他的病情，还聊一些文学圈内的事情。过了不久，他感染了新冠病毒，住进重症监护室治疗。我想去探望他，联系了他的儿子，他儿子说父亲已有吩咐，重病在身谢绝探视。我不好勉强，心里却是无法释怀的牵挂。

我与朱月瑜老师相识在三十多年前，大约是1988年，我当时快要高中毕业，却把高考的事儿抛之身后，一头扎进文学的书堆里，成为一名十足的文学青年。有一天周末，我起早坐温州安澜亭的渡轮去永嘉，白雾从江面上升起，一团团漫溢到甲板上、船舱里。我坐在船舱里没有欣赏诗意的江雾，而是在翻看自己一篇还没完成的稿子。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凑过来说：“你这文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我就把稿子递给他，他当即就认真地翻阅起来，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你有文学创作的潜能。”眼中露出欣赏的光芒。他告诉我，他叫朱月瑜，《温州日报》副刊编辑。我们就这样开始交谈了，渡轮也很快到了永嘉清水埠码头。在码头上挥手告别时，我们彼此留了地址。他给我最初的印象：肩膀厚实，脸庞宽阔，嘴角边有一颗豆大的肉痣，恂恂有君子之德、儒者之风。

相识是福，相逢是缘，几年后，朱月瑜老师联系到已在乡镇工作的我，约我参与一本报告文学集的写作。他已调任温州市房开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职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以对文学的热爱与初心，深入走访，细致采写，用心打磨，认真完成他交给我的写作任务。他在编辑这本报告文学集的过程中，多次称赞我的稿子，让我倍感鼓舞。此后，我常去拜访他，他也从不怠慢我，与我聊小说、电视、写作，我聆听他风趣的谈吐，感受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我们的情谊慢慢深厚了。

交往一多，时间一长，他也时而与我聊起他的身世。他于1950年5月5日出生在温州平阳鳌江镇，父亲是温州大同巷一家制药厂的技术员。那时的大同巷是温州药材集散中心，许多平阳人在此经营药行。他五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大同巷生活，八岁入学，十六岁从温州市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中断了学业，在家待业四年。1970年，他的二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戌边，可能是二弟推荐的原因，他收到兵团一位文艺干事的来信，邀他前去兵团，在开荒创业上作出贡献。这让怀揣青春梦想的他很是心动，毅然辞别亲人，去往黑龙江那片陌生的土地。他被分配到一个团部新闻报道组工作，风雪边陲，气候苦寒，他的耳朵和手脚长满冻疮；饮食也极不习惯，吃的是高粱和包谷。生活艰苦，生产训练繁忙，可他没有放弃学习，经常跑到兵团图书室借书阅读。1971年，他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第一首诗歌都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寒冷、偏僻、荒凉的兵团，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摇篮。那年年末，他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过了年后，他本想再回兵团，可是家庭经济困难，他无法凑足再去黑龙江的路费。

离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但他有能力有文化，不能苟且地过着日子，荒废了青春时光。1972年秋季开学时，他通过亲戚介绍，到平阳西湾学校代课。那个年代，“代课”很是普遍，哪所学校缺教师，代课老师就去哪里。他在近八年的代课生涯中，不停地辗转在温州偏远的山区、海岛学校，代课时间最长是三个学期，最短是三个月，其中的辛苦无法言喻。然而他没有怨言，他喜欢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每到一地，与当地老师、学生打成一片，十分投缘，成为朋友。在这八年里，他也如同进入了“社会大学”，自修新知识，获得大量基层一线的真实故事，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

命运还是眷顾了他。1979年的最后一天，他父亲退休，他接班顶替进入制药厂工作。那一年，他还认识了一位皮肤白皙、容貌姣好的姑娘。他们相爱了，很快进入了婚姻殿堂。他在制药厂工作了三个月，1980年4月，调到了温州日报社，成了一名记者，后来转为编辑，算是苦尽甘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朱月瑜老师作为温州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亮相在中国文坛。他以势不可挡的激情笔耕不缀，精彩之作不断诞生，中篇小说《大屋的丫鬟们》《蓝旗的九姑太》《鼋王》、短篇小说《蟑螂》《霉季》《乡间路上》等一一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山区小镇，故事大多发生在小镇逼仄的阡陌街巷、斑驳的老宅旧屋、高大的门楼院墙里，让读者沉浸在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也深陷对历史的追问和遐思。他的作品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他在创作题材、写作角度、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拓展与创新，开启了温州当代文学的一个新时代。1993年，获《芙蓉》文学奖、被《作品与争鸣》等多家杂志转载评论的《大屋的丫鬟们》，顺利改编成八集电视剧搬上荧屏。这是讲述一群出生在楠溪江畔的丫鬟为各自的命运与压迫势力抗争的故事，展现的是江南女性非凡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反映的是江南农村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电视剧连同他的小说打破了永嘉千年古镇的寂静，吸引了无数游人。2010年，《大屋的丫鬟们》被改编成三十五集电视剧，播出后再次引起热烈反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朱月瑜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电视剧创作。作为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亲历者、奋斗者和见证者，他在创作上更多地聚焦时代与人民的生动叙事，与人合作推出了电视剧《温州女人》《随爱而飞》《刑警林勇》等，均用丰富的人物群像与剧情张力，把温州人，特别是温州女人的坚持不懈、勤劳勇敢、聪慧包容的创业精神，入木三分又不落俗套地呈现给观众。剧中所展现的诸如情感、事业、家庭等一系列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议题，引发观众的普遍讨论和思考。

朱月瑜老师在六十岁退休时，已经不再兼任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他开始疏远文学，远离文坛，独守温州老城一隅，重操旧业，又寄情于教书育人，开办了一个作文辅导班。他因材施教，贴心为孩子传授写作知识和方法，多年下来，他不仅带出许多爱上写作与文学的孩子，他儿子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知名的网络作家。

我于2014年开始走读温州的三条大江：瓯江、飞云江和鳌江。每当朱月瑜老师在报刊上读到我的走读文章，就来电或微信给我，发表几句读后感，以资鼓励。他还说，他熟悉这三条大江，可以相约一起走访。因为我的走读很是辛苦，担心他难以跟随，一直都没有约他。他也从不介意，依然关心着我的走读。我们偶有小聚，小酌一杯，相谈甚欢。他还多次说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在安澜亭到清水埠的渡轮上，晨雾蒸腾在江面上，悄悄弥漫到船舱里。回忆是多么美好，我们也感叹时光匆匆。他为人还是心思敏锐、温润如玉，就像三月的阳光，柔柔软软暖到人心底。

谁能想到，三年前，他又有了想写一部电视剧的计划，满怀信心，踌躇满志，说凭以往的成功经验，拍摄电视剧所需经费市场运作。他把剧名也想好了，还写了五千字的梗概，是讲述两代温州人成长励志、人情冷暖的故事，他把自己的经历、感悟落笔于梗概中。他还多次动员我与他一起创作剧本，我因不擅长剧本写作没有爽快答应，他温和大度，没有半点指责和不快，嘱咐我再考虑考虑。

然而，剧本创作还没有正式启动，他就病倒了，病情日益加重。我总是牵记着他，每次见到他儿子，就打听他父亲的病况。去年仲夏的一天，他让他儿子转告我，想见一见我。我当即就跑去医院看望他，他穿着病号服，戴着氧气罩，挂着点滴，骨瘦如柴，面色无华，他已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让人看了十分心疼。他看到了我，挣扎着要靠起来，让陪护取下氧气罩与我说话。他说自己活着很艰难，能与我再见一面，真是开心，他也一直很想念我。他说话异常吃力，呼吸急促，陪护给他戴上氧气罩，他吸氧两三分钟，又让陪护取下氧气罩与我说话。就这样，我坐在他的床头，断断续续，我们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与他告别时，他双手紧紧握着我的双手，怎么也不舍得分开。我悲痛难抑，唯一祈盼奇迹出现，祈望朱月瑜老师能够挣脱死神的追捕。

如今，他平静地走了，一个沉稳淡泊的身影远去了，一缕柔和温暖的阳光落山了。这几天，被称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州冷风萧瑟，大雪飘零，天寒地冻。

本文作者曹凌云与朱月瑜先生（左）的合影 曹凌云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