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成都是在八年前的圣诞节，事先并不知晓盆地的冬天会有这么大的雾霾。室外乏力，无意中看到一幅“藏地密码”的影展海报，时间正是当日。走进去，园区冷冷清清，大厅内的人更是一只手数得过来。而我此前已看过《塔洛》，那是在电影资料馆每年十二月举办的海上青年影展，万玛的质感令人难忘。所以尽管同场次有田壮壮、谢飞等名家的旧作，我还是决定把整个下午的时间都耗在这位青海导演身上。

那天我在空荡的影厅看完了《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放到《五彩神箭》的时候没撑住，醒来已有保洁清场。本打算次日上午再去看《老狗》和别的短片，但天气稍放晴，就变卦出去玩了。

再次看到《五彩神箭》是去年的旅途中，一场暴雨让我困于酒店房间。偶然发现电视点播有这部片子，看着看着又睡着了。醒来才突然想起，万玛已在一个多月前去世了。这是那段时间听到的消息里最像假消息的一个，假得若你在某个时刻想起他或谈及他，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已经不在了。就像这部片子，对我来说，它还没放完，但分明已在我面前结束了两次。就像万玛的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里那个离奇的故事，讲着讲着，忽然失去了头绪。

《塔洛》太好了。我还记得看完那天晚上，我在脑子里把整部片子重新放了一遍，他在派出所，他在照相馆，他在发廊和酒吧，他在草原，他那不太敏捷的脸部肌肉，他唱的过时歌曲，冷静的黑白影像挥之不去。当时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圆满的感觉，就是各个角落的“小武”都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出现过了——那些跟外部世界有点膈应的，有点倔，又有点失意的“小武”，在沿海，在中原，即使在内陆高地，也正经受着高速变化的冲击。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时差，像一波一波浪的延续，终于拍岸了。而万玛镜头里的那一位，只能叫“小辫子”。他用大师的手笔拼凑了这片版图，又不卑不亢地独立于版图之外。

到了《雪豹》，万玛持续着他对多种力量在对撞中的沉静观察，只是如今，抒情的失落让位给现象本身，留下一些不经意闪现的小小幽默。也许是年岁渐长，作为万玛宇宙的内核，他所保有的神性和温存正像一枚光圈越晕越开，无声地包裹在影像的上方——他往更宏大的世界观走去了，这一点，我们都看得到。影片最后，雪豹离开羊圈，蹭了蹭父子三人的手背，与重逢的幼崽共同消失在雪山之巅。屏幕黑了下来。直到万玛才旦四个字跳出来，我才再度震惊地意识到，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去世快一年了，可这依然像个假消息。这个事实在几秒内逼出了我的眼泪。

紧随其后的工作人员名单，每一位都拥有像万玛才旦那样略带异质感的汉字名。我想象他是一位主动收起权威的唐僧，把电影带回家园，又带出了一整个世界。这些功业，远远不止于几部新鲜而珍贵的影片所构成的文化现象，它比所谓的“藏地新浪潮”来得更直接，更实在，毕竟你能从名单里直观地看到大批大批的同乡进入这个行业，支撑着创作之外的文化生产，一套班底，一条工业链，或许应称之为“藏地好莱坞”。

从成果来说，“藏地新浪潮”就像一个大篮筐，什么样的形态都能往里装，而且装起来都好看，不违和，还有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气质。松太加也是我很喜欢的导演。《河》拍一个草原小姑娘的家庭日常，平和冲淡，美极了。我最早看见这个名字就是在万玛的电影里，一是美术指导，一是摄影。也有更年轻的血液，譬如儿童视角下的《旺扎的雨靴》，《一个和四个》的类型范儿。这其中可能免不了像我这样的汉语使用者对边地语言的“外宾式”喜爱，似乎只要镜头中的人物一说藏语或带口音的普通话，很多对话、情节就自动成立了，甚至散发着不言自明的魅力。这当然是我的偏好，但一点也不影响它们本身就足够好的事实。

轮到读小说时，受语言的限制，我只能读万玛用汉语写成的小说，这也意味着，那份观影时享受陌生对话的好处将在阅读中被切除。不过作为读者，我敢说这并未让我感到任何程度的降级或损失。故事依然成立，依然具有介于头顶神明和土地日常之间的韵律。同他的电影一样，这些小说常常在探索一方世界与外部时空的力量关系，像在板块与板块之间打坐，寻找变动中的裂隙及留痕。它们所呈现的气质也是一贯地简单、稳固、从容，这太珍贵了。香菱不是跟黛玉这么说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直”和“圆”看起来太白，实际上再找不出更好的，非得这么用才行。万玛的书写中就有类似“最简单也最无可替代”的趣味在。譬如村民在饭桌上看着白酒瓶子说“998块，再多两块就是一千块啦！”这样的废话，在他的人物那里既显得必要，又多一分轻巧可爱。有些小说就像电影的草图，一边看，脑子里一边跃出些万玛风格的场景。而那些已经生下电影的小说，比如《塔洛》《气球》《撞死了一只羊》，反而显示出独立于影像作品的气质，迫使你必须将二者分开对待，以示尊重。

万玛曾在一个采访中谈到藏语文学，他说本土的原创一本大约能印个两三千册。相较于汉语使用者十几亿的基数对应原创文学少得可怜的发行量来说，文学在藏人的生活中至少没有完全消失，这多好。而万玛除了是创作者，也是那两三千个热忱的本土读者之一。因此你能看到《雪豹》的灵感来自于他人同名的藏语小说，也能看到像《如意故事集》这样的藏语说书被他翻译成汉语后的魅力。

万玛的小说里始终有“奥德赛”的印记，说错了，也许这和古希腊根本没关系，而是源自藏人古老的朝圣传统，这让他的人物总在跋涉和追寻的路上，而且只行脚，不嚷嚷。其中最常出现的模型叫“寻访”，一个地方文化部门的老实人，不辞辛苦地去偏僻的村落寻找年迈的说书人，为了挖掘和记录遗失的故事。《寻访阿卡图巴》《故事只讲了一半》《寻找智美更登》都是如此，在主人公一次次断开又接续的旅途中，结果反而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也许万玛自己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不断寻访珍贵的东西，出发或归来。只是在这次寻访中，他突然变轨了，也可能是，他把自己变成了故事本身，留进山中。

我曾在六年前的“上海文学周·诗歌之夜”见过万玛才旦一面。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我不记得他朗读了什么，只记得本人比照片更帅，更儒雅，更有风度，和想象中一样谦逊、大方，散发着让人感到安全的气息。一个朋友要找他合影，我就带着过去，这也成了我为数不多的与名人的合影留念。面对这样的人，你很难激动地说我好喜欢你啊，或者冲上去要握手签名，你只能跟他一样，保持礼貌但不冷漠的笑容，获得一种心平气和的真实互动。

小说《松木的清香》结尾是这样的，“我”和两位牧民一起等老同学多杰太的遗体被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撒到一座全是垃圾的小山包上。至此，本就零散的故事消失在风里，彻底失去形状。万玛写道：

“一些细碎的粉末状的骨灰粘在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的脸上，我们的头发里，我们的衣服上。”

下一行是：

“我想，一些骨灰肯定也被我吸进了肺里。”

这是独属于万玛的“大漠孤烟直”时刻，轻重，冷热，都融进正常跳动的心脏当中，刚刚好的火候，刚刚好的距离。因此，想到他的离去，作为一个遥远的影迷和读者，我也无法大哭大恸起来。只等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次想起他，想起他留下的，最后，想起他已不在。在万玛用毕生的虔诚和才能所创造的宇宙里，生死的早晚好像并不存在公与不公的差别，命运在循环，一切都是可接受的，没有哪个部分意味着终结。我想，当未来的人们反复领受他的文字和影像时，必定会遗憾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他，也会相信，他所留下的一切常有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