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他的目光掠过远方的天际，恍惚间，似乎又望见那荆楚大地上发生的悲壮一幕……

那是一个深秋时节，“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独自行走在微含凉意的江畔。

一位渔父见到了，甚是惊讶：“这难道不是昔日高贵的三闾大夫吗？怎么竟这般落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尽量平静地回答。“那你何苦要这般执着呢？不能与时推移、随波逐流吗？”渔父劝慰道。“只是，我又怎能让一己洁白的身躯，蒙上这世俗的尘埃呢？如若这样，我宁愿赴身湘流，葬身于鱼腹之中。”屈原的眼中决绝的寒光一闪而过。

渔父飘然而去。那清澈的歌声仍回旋在江畔：“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悠远情韵，袅袅不绝。

是呀，该何去何从呢？“老冉冉其将至”，周遭一系列的坎坷与怆痛，50多岁的屈原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一阵秋风拂过，烟波泛起，阔大的洞庭湖水面上，水鸟也似乎感受到了寒意，蜷缩起身体。

一

“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一度被鲁国季文子所称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自己也常称“蛮夷”的楚国，历经楚文王、成王的不断扩张，到了楚庄王时代（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占据南方的广袤地域后迅速崛起。这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开始了北面争锋、所向披靡的霸主之旅，并在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一战定天下，奠定了霸主的基业。楚庄王昂首驰骋，纵横捭阖，成就了楚国辉煌的历史。

但遗憾的是，在楚庄王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楚国的国力因不断的内讧而直线下滑，这与国力蒸蒸日上、稳步前行的大秦帝国正好相反。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面对的就是咄咄逼人的虎狼之国——秦国，该如何振发国势反击？这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走上了历史前台。楚怀王任命年轻、意气风发的屈原为左徒，并令他负责起草法令、改革内政，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国家富强起来，以抗衡北面的强秦。但这一顺应楚国历史、留存楚国的正向行为，遭到了以靳尚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反对，在靳尚一番添油加醋的话语中，楚怀王“怒而疏屈原”，改革流产。

这时，诸国的形势也复杂起来。昔日的第一代霸主晋国早已元气大伤，分崩离析后更无力角逐中原，只能蜷伏在北方。齐威王（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20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变革的潮流），重用田忌、孙膑为将，又开始强大起来。或者说，此际真正能抗衡秦帝国的蚕食的，也就是齐国。对已处衰落态势的楚国而言，联齐抗秦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洞察时势的屈原提出这一主张，但受到了秦国的蓄意破坏，秦国委派巧舌如簧的张仪去瓦解这一阵线。张仪重币贿赂了执掌大权的靳尚、令尹子兰、宠姬郑袖等人一同诽谤屈原，同时又诱骗怀王，说“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从而使得楚齐断交，情势急转直下。

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因被骗而恼羞成怒的楚怀王兴兵伐秦，但丹阳一役丧师8万，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其恶果是直接动摇了楚国的军心，怀王本人也心有余悸。大约就是在这一时节，面对血淋淋的现实，痛心疾首的屈原写下了《国殇》，祭奠阵亡的将士。这时，屈原又临危受命，出使齐国，试图恢复一度中断的楚齐联盟。但屈原未能如愿，反而继续受到排挤。苦闷的屈原决心出走汉北——暂避锋芒，也换个环境，缓解一下忧伤的心境。“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写于此际的《离骚》中尽是悲愤与沉痛。正是在极端的苦闷中，彷徨山泽的屈原又创作了《天问》。面对奇异、瑰丽的庙宇壁画景象，在一己对周遭变幻甚至颠倒世界的声声质问中，他抒发了愤激不平与抗争。

但旧愁未去，又平添了许多新愁：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兴兵伐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又联合齐韩魏击楚，楚军败于垂沙，楚将唐昧被杀；怀王二十九年，秦伐楚，楚兵死两万多，楚将景缺被杀；怀王三十年，秦又伐楚，攻陷楚八城。

一连串的沦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严重的是，楚怀王被骗入关，后被拘禁而客死咸阳，“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这实际上也可说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观念产生的一个渊源。尽管屈原对楚怀王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但面对这接二连三、始料不及的国家变故，此刻也止不住深深追思，为让飘荡异域的怀王魂魄安息，他写下《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毕竟，楚怀王承载着屈原一生奋发图强、安国惠民的理想，在最艰难的时刻，屈原都没忘怀故国，也无法忘怀释然——还存有一线希望，“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而“三致志焉”正显出其为国奔走效力的执着，以一己哪怕可能微弱的点点努力来改变业已倾斜、颓圮的国家。《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就产生在这纷扰、战乱频仍的时代。

二

楚怀王的去世，是屈原政治生涯的终结。继位的顷襄王在令尹子兰、上官大夫的诽谤下，将屈原扫出国门。反映在屈原的作品中，就是《哀郢》所陈述的永远都难以忘却、抚平的逃亡，“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甚至在九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记得流亡的日子，“甲之朝吾以行”。这一次的流亡（准确地说是流放）显然不同于往昔，局势更险恶：秦又“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也即毗邻的汉水上游襄阳、邓州一带都遭到巨大的破坏，民众纷纷沿着汉水南下逃亡，郢都的危险近在咫尺。

此情此景，屈原也不得不更多地思索一己要走的道路。对他而言，至少要承受这多重的打击：其一，不得不离开自幼生长于斯的郢都。对郢都，屈原是浓浓的眷恋，“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尽管灵氛、巫贤等都极力劝说屈原离国远走，他自己也感到危机四伏，但还是决然留在了楚国，持守一己的芬芳高洁。

其二，流放的路途是那般遥远，甚至都不知要漂向何方，何时是一个尽头，只能“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是一个茫茫然的未来。

其三，顷襄王的不信任，无疑直接掐灭了屈原政治生涯的火焰。

其四，悲叹故土的沦丧，日削月割，日益紧蹙，“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静静伫立在江边，真切感受到了远方不时袭来的寒风。

其五，小人得志，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直将楚国引上了危途、绝路；此际的国家也确实没了出路。

其六，自己昔日辛辛苦苦培养的诸多人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但在国难当头，被寄予深深希望的士子们不仅未能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甚至蜕化变质（竞进、贪婪、陷害等），又是一种深深的失落。

所以，远离故都，在漂泊洞庭、辰阳、溆浦一带时，屈原深深地反思——究竟是什么给国家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思来察去，是“众谗人之嫉妒兮”遮蔽了最高统治者楚怀王的眼睛，“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以致不察，进而带来了国家的种种变故。但这每一项，他此刻瘦弱的身躯似乎都已无法承受了。与当下历史一统的汹涌潮流相比，一己又是何等的渺小、无力！昔日的宏大变革，也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这也是《九章》中最为凄婉的一章。

积压之下，屈原流露出了大限已近的隐忧，这就是《怀沙》《惜往日》。《怀沙》中，“日昧昧其将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已分明感受到了大限的迫近。《惜往日》中，更直接发出了决绝的声音，“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要避免再次遭受祸殃，也只有死亡这一条路了。

三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烧先王墓夷陵”。惨痛的剧变，成了压垮身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比这更让深爱这片国土的屈原痛心的事了。在《哀郢》的悲苦陈述中，楚国繁华的梦正缓缓滑落。

最终，农历五月初五，屈原纵身而跃，“自沉汨罗”，结束了不无悲苦的一生。历史掀开了悲壮的一页。这一年，屈原约55岁。

其后，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即粽子的来源。宗懔《荆楚岁时记》又载，时人“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舟楫满布，正是对一个伟大灵魂的深深思念。

一时间，水波荡漾，山河无语。

魂兮，归来。一个魂灵的伟大，正在于他的执着与爱国，“虽九死其犹未悔”——这高洁、悲壮的志向与情感，足以一直映照这久远的历史时空，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