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粉笔，是缘于一位文友的文章，其中讲述了一些学者大家对粉笔的零星而深切的回忆，令人回味。一支纤纤粉笔，实在是太普通了，在我们的生活里，连一星半点的涟漪都未必掀得起，更比不得人生路上的大风大浪，能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它细小、轻微、无味，几乎让人忽略存在和价值。然而忆起它，却有一些往事重现心头，虽比不得那些珍贵物品，可岁月长河中的一滴水珠，也总是闪过光的。

粉笔的用途，主要在于它是教学工具。从小学时起，我对粉笔就格外关心，希望它落在黑板上的字迹清晰，笔画清楚。这个心愿从小学三年级时开始，心里总是盼望老师的板书字写得又大又工整，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视力出现了问题，由于身高原因，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课时已经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起初，我还能利用下课的短暂时间，跑到黑板前去抄写，但不能每节课都是这样啊。没办法，我就向老师提出想调换一下座位。那时，学校里正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班里被我帮助的何姓同学身高与我相仿，经老师同意，我们两个便并肩坐到了教室的第一排。再有看不清的地方，同桌的何同学就会给我念黑板上的字，像个传声筒。直到小学毕业，课都是这样上下来的，虽然在功课上是我辅导我的同桌，但在课堂上是他在帮助我。

尽管有了帮助，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看清黑板上的字，久之，我对粉笔便有了一种莫名的怜惜。上课铃声响过，老师手里托着教具走进来，教案夹上常常放着一盒粉笔。课间时，男同学们调皮，有的抓起一根粉笔到处乱画，手上、课桌上满是粉笔末，连女同学的裙子上都沾染到了。我不会这样，我是挺稀罕粉笔的，舍不得浪费它们。轮到我放学做卫生，我也会尝试站到讲台上，在整面黑板上写写画画，包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布置学习园地，每次都是先挑些粉笔头，整根的，我舍不得用。

有的老师认真，板书写得飞快，一长溜黑板上写得满满的，再想写，左右看看，已经没有地方了。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数学课上，运算公式排列下来虽很占地方，但便于学生熟记。有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列出几道算题，让学生到黑板上来演算，我也曾被老师叫上去，手拿粉笔当堂做题。有的同学一时紧张，停住粉笔，环顾左右，想偷看旁边同学的答案，让台下的同学一阵哄笑。

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密密麻麻，老师来不及擦去，就交代课代表或班干部去擦。我每每去擦黑板，都要弄得浑身白粉末，板擦托要磕好几次才能甩净上面的粉尘，可见老师教学有多辛苦。我偶尔会替老师在黑板上写个通知、预留作业题什么的，次数多了，我的黑板字也就写得熟练了。

读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是曾当过女校长的肖老师，个子不高，南方口音。那时尚在“文革”期间，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情况和学生们的在校表现，学校想在学生中开展一次思想讨论，记得主题是“课间十分钟是否有阶级斗争”。班主任让我在当天的第三节课后在黑板上写出这个论题，第四节课就改上讨论课。我想了想，课间时就在黑板上写了“课间十分钟有没有阶级斗争”，粉笔字很大、很醒目。刚写好，班主任就走进了教室。一个同样当班干部的同学，迎着老师上前告状，说：这个题目有问题，不是有还是没有，就应该是有才对。我不以为然，解释说：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啊，不管有还是没有，要经过同学们的讨论之后才会得出结果。最终，班主任听取了那个同学的意见，让我将讨论题目又改为：课间十分钟有阶级斗争。

这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有没有”能有多大问题？那个同学平时跟我关系不错，又是近邻，为什么突然之间变脸？班主任听从了“有”的意见，现在回想，她当时恐怕也是犹豫的，最终的选择可能是不想再惹麻烦。她已然被“削职”过一次，如果再有学生反映或是被贴了大字报，可能就要离开教育岗位了。这位肖姓班主任，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教学有方，关心学生，曾带领我们连队即年级去武装拉练……就在那期间，我听说我曾经的幼儿园老师，因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被人有目的地上纲上线为政治事件，这位漂亮的杨姓女老师也因此挨斗、剪发、离职。这些少年时老师的和蔼音容，在我成年之后，依然存档在记忆里，看来今生是再难忘记了。

我的近视不是假性近视，直到上中学，我才去配了一副眼镜。这样，再上课时，我终于也有了一副“好视力”。这副眼镜平时是不戴的，怕被同学们笑话，只有在课上抄笔记的时候，才从眼镜盒里取出来，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如何疾书，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论是数学公式，还是英语单词，即使我坐在教室后排也能看清笔画了。以前总是怕老师写字小、笔画浅，甚至不喜欢老师用有颜色的粉笔，现在那种担心已经没有了，可以欣赏老师的板书了，可以盯着他们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笔走龙蛇、任意挥洒。

一般人对粉笔的回忆，按理说应该停止于学生时代的结束。但是没想到，在我参加工作之后，却还接触、使用上了粉笔。这并没有发生在学校的教室里，而是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不是教学用的那种大黑板上，而是单位里的小黑板上。那时候，新闻单位的报纸印刷还是传统的铅排，编辑拼版前要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好版样，为即将刊发的本期稿件标出位置，然后拿着小黑板到排字房去拼版，打出纸样后送交校对组……

报纸副刊编辑画版样，讲究美观、流畅、大方，也是个技术活。小黑板放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上，旁边是一盒有着多种颜色的粉笔，用来区分不同的文章区。编辑手里捏着一根粉笔，端坐在小黑板前凝神：头条、二条要先确定好主次位置，横题与竖题之间要协调，还应考虑栏宽及插画的摆放。那时不像现在电脑拼版，根本没有“栏”的概念，不必顾及合不合栏数。铅字拼版时必须严格遵守一栏十三个字、全版横向共计九栏的要求。若是字数计算不准确，拼版时就麻烦了，字多字少都是一种失误，费工费时不说，还会受到排字师傅的奚落。当然，这也多是善意开玩笑，编辑与排字师傅们很熟，有的就住在同一片宿舍。

画报纸副刊版面时，我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稿子发排时就已经在心里“画”了个大概，所以一般画版很快。又因为我曾在排字车间工作过，计算数字时就格外小心，所以拼版时就相对精确一些，我不想让工人师傅耽误拼版时间。编辑用小黑板画版式，曾是报社编辑部一景，社史资料中还保留着一张相关图片，很具代表性。不光文艺部的编辑用小黑板画副刊版式，出版部的夜班编辑更是离不开小黑板。他们夜间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浏览当天的新华社电传稿，一版的要闻和后面的国际版，都要抢时间拼出报纸版样来，画版要求速度极快，就像是战场上的争分夺秒。

不再使用小黑板画版式，是在告别了铅与火之后，这个改变是革命性的。小黑板被专用的版样纸取代，粉笔也被换成了钢笔和圆珠笔。计算机取代铅字拼版，让人看到了电子时代的未来。年轻人坐在电脑前，任意操纵鼠标，删稿、改字、换标点，编辑在旁只须动动嘴即可，再也不必搬动沉重的铅版了。老师傅们在车间里穿梭的身影消失了，连同昔日的那种工作环境、氛围、感觉。

小黑板当然也下岗了，粉笔盒静静地被遗忘在角落里。它们曾经有过的功用，消逝在了时光之中。报纸仍在天天出版，其流程读者往往无从知晓，只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报纸副刊那种美观流畅的版式，竟是用一根粉笔在小黑板上设计出来的。黑板与粉笔，曾经有着多么和谐的一种关系，它们默默地为对方做着奉献，将各自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

一般情况下，二者相互依存，有黑板就会有粉笔。但是也不尽然，后来黑板的样式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有了钢化玻璃的、升降式的，再后来，讲课者开始用课件教学，在荧屏上显示电子文本，用手指或点读笔就可以授画，完全弃用了粉笔。这是生活的进步与观念的更新。

人的一生，需要回首、回味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大事，也有小情，但只要它们都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留下意义与温馨。小小的粉笔，在生活之河中那么微不足道，许多人或许对它已全无记忆，一根粉笔在化作粉尘之后，也渺无踪迹。而我之所以忆起粉笔，是因为从少年时起，它就与我朝夕相伴，又曾伴随我的编辑生涯，是岁月长河中始终闪烁的点滴。

在小学、中学及至大学课堂上，老师的板书直接关系到我的学习成绩，也曾经给我带来过烦恼，这个时间段前后约十多年。工作后，粉笔直接进入我的职业生涯，我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粗略算来竟也有十多年。凭借一支支粉笔，我让诗歌、小说、散文，以及绘画插图等作品，带给读者阅读上的享受。

现在，粉笔的用途是越来越少了，除了实体课堂上的教学，几乎已经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但那种白色的粉尘，却似凝固在了记忆之中，每每便能勾起一桩桩往事的回忆。我与纤小的粉笔之间那长达几十年的情缘，也将被我永远地珍视与收藏。

宋曙光，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天津日报》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著有诗集《迟献的素馨花》《穿越时空的情感》，散文集《忆前辈孙犁》，策划、主编“我与孙犁”丛书。所编发和创作的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天津市新闻奖、全国冰心散文奖。